胡印斌

　　国企高管的天价薪酬每每遭到讥评，于是就有了中国式的“限薪令”——财政部在日前下发的征求意见稿文件中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收入280万元人民币。而农民工的薪资，也配合着大形势而减少。出于保证就业以及社会安定的考虑，地方政府一般鼓励减薪不裁员。然而，一样的限薪、减薪，在国企高管那里，可以减到董事长只拿原来薪水的十分之一而生活无虞，继续领导企业向前进；到了农民工那里，原本1700元的工资，降到1050元之后，在城里就呆不下去，只能选择二次返乡了。（《信息时报》2月16日）

　　“中国式限薪”也就是我们十分习惯的“领导带头”、“率先垂范”，所谓“企业各级领导要以身作则，带头艰苦奋斗，业绩降、薪酬降，为职工群众作出表率”，也就是在市场经济中注入一些道德诫命，并以此引发蝴蝶效应，带动更广泛的人群一起来共克时艰。毋庸讳言，危难时期这样的做法，曾经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不过，我个人认为，眼下的“中国式限薪”可能未必能够如以往那样取信于民，反倒容易成为企业纷纷降低农民工原本就不高的薪资的堂皇借口。事实上，这样的情形已经出现。

　　中国的国企高管身份天然地更接近于官员，他们一边享受着与体制内官员无差别的级别待遇、公务消费；一边则与市场接轨，领受着与其劳动相符或者不甚相符的天价薪酬。这种情况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已经持续很多年了，只不过，以前公众无法知晓具体情形而已。国企高管“亦官亦商”的身份特性，也就决定了其轰轰烈烈的“限薪”运动很容易演变成一种姿态，一种旨在消弭公众不平感却未必能够如愿的努力。

　　财政部“限薪令”封顶的280万元年薪，就不免令人疑惑：国企高管们此前到底拿了多少薪酬？既然封顶280万元，那是不是都要高于这个数字？即便没有这些疑惑，也会对其“身价”的市场价值表示不解——有多少国企的赢利真正与高管们的“管理”相关？在不对外人开放的游戏中，其身价几何由谁说了算？

　　更让人担心的是，按照此种“中国式限薪”思路的惯性，下一步，减少员工特别是支撑中国制造业的农民工的薪酬，也就顺理成章了。对于上亿的农民工每个人都面临的“中国式困境”，大体上是不予理会的。与国企高管不同，这一群体的薪酬透明而微薄，很多地区十多年一贯制维持在千元上下，几乎没有什么增长。他们不仅没有可资挥霍的公务消费，甚至连基本的医疗、养老保险都付阙如。他们被用来“共克时艰”的工资，除了维持自己的生存还要维持全家人的生活。

　　危难时刻的万众一心不仅让人感动，也十分必要。但是，如果我们还是沿用以往运动式的思路，不考虑人群的实际收入差别而强力推进“中国式”限薪，首当其冲受害的显然是那些收入微薄、抵抗力贫弱、话语权缺乏的农民工。30年改革开放固然极大解放了中国农民的生产力，也产生了“农民工”这样一个介于城乡之间的特殊人群，然而，由于体制原因，这一人群并没有享受到与其贡献相匹配的现代化成果，所以越是危难时刻，越是要给他们特殊的关照，因为危机面前，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最弱。

　　有论者认为，应当把国企高管薪酬纳入法治化轨道，一是透明，再就是与绩效结合；也有论者呼吁提高农民工的福利待遇，实现同工同酬。尽管这样的设想前路漫漫，并非能一蹴而就，但我们还是真诚地希望能够一点点落实，一步步推进，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带给全体国民实实在在的成果。果真如此的话，类似“限薪令”这样的表态可能就会少一点，企业降低农民工薪资的堂皇借口也少一点，而农民工群体的被剥夺感也会逐渐减少。相应的，中国经济也可能就此被注入更强劲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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