矫枉必然过正。自上个月初以来，疲于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各国政府先后实施了诸多贸易壁垒措施，竞相保护本国重要产业。种种迹象显示，面对危机的反应正在从市场层面的去杠杆化演变成政治层面的“去全球化”。这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

　　首先，治理危机急需的全球合作热情并没有被点燃，反而在20国峰会和达沃斯论坛上消耗殆尽，各国被迫转而依赖以邻为壑式的自保政策。其次，这些条款看上去具有一定合理性，很容易被人接受。人们会问，假如美国花钱刺激经济，为什么要让别国的企业和工人受惠呢？这些新机会是刺激方案创造的，不存在抢别国市场和饭碗的嫌疑。因而，要求获得救助的公司优先购买美国货和雇佣美国工人，没什么不妥，是保证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必要措施，反而会鼓励别的国家也出台政策扩大各自的国内需求。

　　问题在于，别的国家看到的是，美欧等国正在树起保护主义的旗帜，对进口商品和服务执行了实实在在的抵制政策，别国的商品不能进入美国市场不是因为没有竞争力，而是不被许可。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连锁反应，全世界都将倒向保护主义。保护主义与经济学原理格格不入，自由贸易被证明能增进各方的利益。崇尚贸易自由是经济学与生俱来的理念。分工和交换使得现代社会比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享有更高的物质文明。一国把自己封闭起来，无异于一个家庭重新考虑自给自足，这几乎不可想象。有人之所以会反对自由贸易，是因为确实有人因此受损，但其损失要小于其同胞的获益。进口钢铁会导致钢厂减产，工人失业，但却降低了国内用钢企业的成本，进而增加消费者福利。这与石油价格下跌是一样，我们不应当为了国内油企的利益而阻止进口更便宜的石油。事实上，某些国家有可能顶不住部分利益集团的压力，出台保护措施。而当一方施行单边的保护主义时，其他国家就会处于不公平的地位，贸易的共赢特征也就立刻变质。这就是保护主义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机制。正如理论预言，保护主义也被历史证明是加剧衰退而不是缓解衰退的催化剂。

　　对此，中国应从一个战略的高度应对“去全球化”危机。一是积极抵制保护主义思潮的蔓延。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全球金融危机意味着全球化的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的高涨将直接威胁到我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应坚持全球化战略，宣扬自由贸易理念，慎重与他国开展贸易战。实际上，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才是大势所趋，符合人心所向。在这个立场上，中国与国际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目标一致，可以加强合作。

　　二是明确而审慎应对国外的贸易指责。对中国的舆论施压通常是经不起推敲的。中国应给予正面回应。日前，美国新任财长盖特纳发表了他那广受关注的有关人民币汇率被操纵的书面评论。这是一个例子。毫不奇怪，在此之后，美国国债价格出现下跌，收益率上升。事实上，如果中国把盖特纳的话当真，长期利率将会上升更多，因为人民币加快升值意味着中国应减少美元的持有。而这显然不是美国现在愿意看到的。美国财政赤字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一国的财长应该在指责自己的最大债权人时，备加小心。正如IMF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所说，“人民币并不是当前危机的关键之处，考虑到这点，现在不是揪住这个问题不放的恰当时刻。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其他许多事情。”这也表明，美国的指责更多地是象征意义上的，我们能做出充分的澄清，因而不应该在行动上反应过激。

　　三是实施区别化对外开放政策。一方面，更多地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尽量减少直接针对中国的贸易壁垒的出台，利用集中采购等手段保证中国商品的海外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将对外开放重心向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倾斜。这些国家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市场，中国的产品能有更直接的市场。积极加强与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在内的欠发达国家的国家交往，中国有望在发达国家复苏之前，建立起公平贸易和对外合作的良好形象。

　　四是鼓励和引导外向型企业开拓国内市场。中国还是个中低收入国家，绝大多数家庭的生活水平还很低，有着广阔的市场潜力。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最简单的转变在于，中国人生产的商品更多地供给自己消费。这不像说起来这么容易，但政策面正在这方面形成合力，也需要企业层面的努力。

　　金融危机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其中包括价值体系。各国正在打破自己在全球化中的链条，退缩到鲁滨逊式经济的孤岛上舔舐伤口。然而，中国对于封闭有着更深刻的体会。我们知道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很多，也应该坚信将会带来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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