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券”在一些地方实行多日后，终于受到了中央层面的肯定。日前，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表态，肯定成都、杭州等地向低收入人群发放消费券的政策。

　　这一表态颇有意思：一是“全民红包”、“消费券”等源自国外的做法，此前被诸多官员和专家们以“不合中国国情”拒之门外。但这次应对经济危机中，杭州、成都等地不但实行了，而且效果还非常不错。这些政策被中央认可，使得一些所谓“国情论”观点不攻自破。二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措施的灵活度、政策的创新，都已走在中央政府的前面。

　　相关的例子，远有东莞去年向低保人群直接发放2亿元“红包”，近有成都、杭州两地向低保人群发放消费券扩大内需。其中成都不仅发放消费券，还出台了政策，对三个月内没找到工作且家庭困难的成都户籍返乡农民工，可享受最长6个月的失业救助。

　　这次杭州在发放一亿元消费券后，拉动当地家电企业销售增长50%以上。尝到甜头后，4000万元旅游消费券已在印制过程中，并准备进一步推行教育券和培训券等。此外，包括降低刷卡费率、加大农村贫困家庭危房改造补助、对在市级公益性场馆健身的市民发放健身补贴等多条“黄金”政策亦在酝酿之中。

　　再看内陆直辖市重庆，在此次经济危机中加快城乡统筹，持续以15%的所得税低税率扶持企业。而沿海大省广东在此次经济危机中，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决绝态度推动产业转型。

　　经济危机对于中国而言，还是个新字眼。如何应对，各级政府并无多少经验可以参考。中国30年的投资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如何转型，并没有清晰的路径，仍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再者，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发展程度不一，经济结构各异。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做通盘的考虑，权衡各方利益，一些政策难免削足适履，打上各种折扣。像这次人保部《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办法》征求意见，既要照顾发达地区的积极性，又要保护不发达地区的利益，中央政府难为之处可见一斑。

　　就目前的行政体制而言，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派驻机构，执行中央的政令为主。但地方政府熟悉本地情况，了解地方人民利益所系，完全可以采取更为开放大胆的对策，例如发放惠及民众的消费券，完善农村和城市社保体系，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率先实现地方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社会和谐发展。

　　从历史看，危机往往是改革的好时机。经济高速发展时，大家习惯于享受发展成果，而不愿承担改革风险。地方政府在经济陷入困境时乘势改革，虽然阵痛不可避免，但此时阻力最小化，收益却可以最大化。一方面加速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夯实社会长远发展基础，更可以为中央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其实，回顾中国百年开放史，清末新政中，东南各省在全国范围内的宪政改革推行之前，便已办新学、兴议会、修建通讯和交通设施，走在全国前面。改革开放之初，万里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在安徽力推“包产到户”，辽宁、贵州、四川等地迅速推进，数年后终在全国铺开。说地方改革打响了中国三十年改革征程的第一枪，应不为过。

　　2009年，面对经济困境，唯有进一步的改革方能带领中国走出一条新的发展之路。曾参与“真理标准”讨论的老学者吴江日前撰文指出“中国模式”面临生死考验，成败在此一举。在这一历史的新节点上，地方政府更应重拾万里当年的勇气，在应对经济危机和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方面冲在全国前面，为一方人民负责，为全局改革提供镜鉴和动力。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相关专题：

    中国行动应对经济下滑风险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