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末，“三农问题”似乎是突然之间从历史的幽暗隧道里一跃而出。无论是学者的理论审视，还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感性诉说，都在说明，一个人多地少而又建构出一个二元体制的农业国家的现代化，不仅无法忽略它的存在，并且现代化进程本身在应然和实然上就是对它的一种解决。

　　- 温铁军

　　从农村发展本身的要求来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主要有两个基本命题：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的土地制度变迁；二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制约下的农业剩余分配制度。

　　正是因为资源秉赋制约，中国历来并无类似于西方的纯粹“农业”经济问题；我们历来面对的其实主要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这“三农”问题。

　　在劳动力过剩的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进行积累的方式是“劳动替代资本投入”，这使城市工业品几乎占领不了农村市场，工农两大部类无法实现交换！

　　于是，中国人不得不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高度中央集权下的自我剥夺：在农村，推行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这两个互为依存的体制；在城市，建立计划调拨和科层体制；通过占有全部工农劳动者的剩余价值的中央财政进行二次分配，投入以重工业为主的扩大再生产。

　　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是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数以万亿计的、以全民所有为名、部门垄断的国家资产，供后人以各种名义再分配和重新占有；而且留下了一个城乡分割、对立矛盾的二元体制。

　　不仅如此，随着农村人口增加，农地逐渐“福利化”，对农民的生存保障功能日益增强，商品生产功能日益减少。如果不能把农地超载的农业人口转移出去，则无论是现代科技等新的要素投入，还是政府的价格政策，其效益不仅都融化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且往往适得其反；因为这种投入背后隐含着的是政府补贴。显然任何政府都补不起如此庞大的、处于半失业状态的中国农业人口。

　　过去我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通过农业集体经济方式搞规模经营，结果是每况愈下。因为无论是一锄加一镰，还是一个小农加一个小农，个体的简单加合当然不是生产关系的进步。现在我们也一直没有放弃搞规模经营的努力，但农业人口比过去增加了一倍，就全局的劳动力过剩而言，“劳动替代资本投入”应是最经济的选择；任何局部地区无论多么发达，搞资本密集型的所谓现代化农业，其投入产出比相对于全局性劳动力过剩而言都是不合理的.

　　我认为决策者可有两个选择：其一，中国只能以劳动密集就业于国家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第一国策(宁可水平低、速度慢)；辅之以全面开通城乡，调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以此促进农地上承载的过剩人口实现非农转移。其二，若此议难度太大，则只好加强农村社区“非市场”的、内部化的财产和收益均平的制度建设，同时强调打破流通和金融垄断，通过扩大农业的外部规模来维持小农村社经济。舍此，农民没有出路，农村不得发展，农业也碍难成为独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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