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王希怡)崇尚自由市场体制的英美等国，在出手挽救本国银行时，都不惜采用部分国有化的措施，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措施还是大势所趋？记者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博士。

　　钟摆式发展过程

　　广州日报：就美国而言，过去几十年里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此消彼长，这是一种自然规律吗？

　　江涌：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就是一种钟摆式的发展过程，在市场这一无形的手和政府监管这一有形的手之间不断摇摆。这几乎已成为规律。

　　在政府干预和市场干预方面，西方国家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又称“新美国模式”)，即上世纪8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和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发动新保守主义革命后发展起来的经济模式，奉行所谓“国家最小化、市场最大化”的原则，主张市场自由化，放弃管制，削弱国家的作用。

　　二是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即莱茵河流经的国家，包括瑞士、德国、荷兰等西欧国家，也包括北欧国家所奉行的经济模式，主张兼顾公平和效率，政府对市场进行一定程度的约束。德国奉行的社会市场经济就是“莱茵模式”的典型。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太依靠市场自由调节，会造成财富的两极分化，穷者更穷、富者更富。

　　广州日报：英美等国都对银行实施了“部分国有化”。这是属于临时措施，还是一种大势所趋呢？

　　江涌：我认为属于临时措施的成分多一点，将来还是会回归市场。毕竟英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会以市场调节为主要手段。

　　对银行实施“国有化”并非创新。由于金融危机扩展速度远超美国政府救市步伐，以至于作为“自由市场坚定维护者”的前总统布什，都不得不首肯注资购买银行股权的措施。

　　上世纪80年代，在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两者之间，前者无疑占据上风。布什还曾经嘲笑后者是“老式资本主义”，不能代表真正的资本主义。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长期以来过度放任市场自由化发展，监管者的缺位纵容了银行家和投机者的贪婪，最终酿造出这场金融危机。

　　跨国监管在欧洲可行

　　广州日报：欧美各国纷纷反思金融监管机制，其中有专家主张实施跨国监管，您认为是否可行？

　　江涌：跨国监管至少在欧洲来说是可行的，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欧洲各国在各方面尤其是在经济上更加唇齿相依。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爱尔兰和德国等国家在救市政策上各行其是，一度引起其他欧洲国家的不满。危机的进一步蔓延，令欧洲重新整合经济秩序的呼声再度高涨。

　　在经济繁荣时期，欧洲国家各有各的盘算，要消除分歧、加强合作可能还有点困难。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原来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已经没有多少余地再对调整和改革金融秩序提出反对意见。

　　广州日报：投资银行业是否已经成为历史？有没有逆转的空间？

　　江涌：作为华尔街金融文化代表的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卖的卖、倒的倒、转型的转型，因此，投行业务还将继续存在，但是投资银行作为一个独立金融行业来说已经成为历史。

　　过去华尔街上的五大投行在全球金融界举足轻重。这些金融巨头依靠纷繁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以及惊人的高杠杆率创造了高额利润的神话。也正是这些金融衍生品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大灾难。

　　华尔街投资银行为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确立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立下“汗马功劳”。当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金融泡沫破裂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冲击全球的金融灾难。

　　对于新兴国家来说，华尔街投行带来的更多是剥削和欺骗，其手法高明，很容易蛊惑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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