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龙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连创高速增长奇迹，不仅使综合国力有了大幅上升，还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由此引起全球瞩目。尤其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在发达国家经济涨幅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所表现出的信心和气度令人折服。1月16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在北京发布了《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测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将超于7%，并将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50%。

　　大概是中国人喜欢这种漫无边际的溢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一经刊出，便引起很多人关注。以致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所所长汪同三出面解释：7%至8.9%的增长率，涵盖了90%以上的经济学家对2009年中国经济的预测。不用说90%以上的都是“预测”，就算是奋斗目标也只属于假设，虽然中国出台的4万亿刺激经济措施为其提供了逻辑支点，但综合中国的社会现状和利益分配趋向，4万亿刺激经济市场最终能否完全如愿还是个未知数。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有待开发的经济空间远远大于发达国家，这是经济学范畴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之所以能长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因之一。然而，增长只能说明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市场开发和利用方面有一定差距，却不能理解为“中国将贡献全球经济增长50%”。若如此定论，就会像中国某些地方政府对GDP的统计，只把所得利益记在账上，不计付出的资源和环境成本。况且，在全球经济增速普遍下降的同时，已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的中国悖于普遍规律而发展，让人很难相信这种预测的客观性。

　　据世界银行2006年一份报告显示，在中国最贫困的10%人口(约1.3亿人)中，2003年的平均收入比2001年降低了2.5%，这些家庭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世界银行对最贫困人口的定义标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同期中国经济却几乎是在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世行的统计数据是否准确另当别论，有多少人真切感受到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实惠，也许只有中国老百姓才心知肚明。如果世行的数据真实，将基本颠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正当性，因为他们的结论揭示出了个残酷的现实：中国富豪产生都是以扩大贫困群体为代价的。

　　当然，这里无意探讨贫富差距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充其量也只是某些人邀功请赏、自我吹嘘的工具。联合国乃至世界银行的报告固然有权威性，但由于视觉单一也并非无懈可击。不错，当前中国提出了钢铁、汽车等产业振兴措施，接下来还有一系列产业振兴措施要出台，将在无形中增强民间投资的信心，但这只是一个有利方面，不利的方面更多，除了贫富差距及社会福利体系有天然缺陷等问题，许多为之鼓噪者并未起到积极作用，诸如“买房爱国”、“消费爱国”等，论调唱的有点离谱，调子越高就越让人有距离感，甚至很多人从中嗅出了官员的“SOS”味道。

　　实事求是地说，不论全球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有多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预测至少给中国学术界出了一道难题——如果认同这个数据，就只能找来貌似客观的理由为此“捧哏”；如果不认同他们的推算，将意味着被褒奖多年的经济改革需要重新审视。其实，中国学术界最终选择哪种方式表达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人必须面对现实。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工人失业、农民失地现象与日剧增，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成正比上升。这就说明，在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形态中，经济状况与社会稳定休戚相关，一味求取经济增长速度，带来的可能是更多难解的重大课题。

　　也许联合国对中国经济增长预测未必都是凭空杜撰，中国的确有充足的政策和空间采用更多的措施来刺激国内需求，从而弥补疲软的出口下滑。但他们只看到了中国体制优越的一面，而忽略了民众的生存状态。比方说，用财政刺激内需很得力，却需要更多的税收进行补充，这对于许多在经济危机中苦苦挣扎的企业无疑是雪上加霜，造成的恶果可想而知。站在这个角度看，联合国为中国开的处方无异于一剂虎狼药，它让人不明白，中国不计代价的经济增长到底为了谁。

　　《世说新语》里记述过一个故事，王粲死后曹丕去吊唁，他对同去的人说，王粲平生喜欢听驴叫，你们可以各叫一声送他走。于是“赴客皆一作驴鸣”。这位中国古代君王深谙蛊惑之道，戏弄了别人自己则窃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有没有曹丕的嗜好不得而知，却应该肯定，当今中国“作驴鸣”的精英不在少数，他们根本不关心民生疾苦，把功夫全用在了嘴上。其实，不管联合国怎么预测都不是最终结果，最后还得以贫困人口为基数匡算，只有让大部分中国人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才能谈得上对全球经济增长做了多少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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