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刚

　　房地产商任志强又一次语出惊人。《新京报》报道北京市政协委员任志强的观点说，房地产是北京发展的重要支柱，住房价格本身就是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人口素质的门槛。

　　此雷人之语一出，舆论一片哗然，网民纷纷指责任志强此说“太离谱”。但笔者认为，任志强只不过是又一次不小心揭了皇帝的新衣，说了句实话。

　　任志强所说的，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普遍心态和行事逻辑。事实上高房价不仅是土地财政的基础，而且提高了城市生活的门槛。房价高了，穷人买不起，这就把绝大多数欲投奔城市的穷人筛出去了。而按着这种逻辑推断，城市吸纳的应该是能买得起高价房的、相对富裕的群体，这对带动消费、投资，拉动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有一定好处。

　　但筑高了门槛，是否能提高人口素质呢？其实未必。有钱人分两种，一种是素质高的，包括高学历、有特殊技能的人才等；另一种虽有钱、素质却未必高，比如那些暴富的煤窑主。

　　现实情况是，不管真有素质还是假有素质，只要有钱购房投资，只要能疏通关系，就可以“农转非”，就可以从小城市迁往大城市。各地政府也争相出台购房落户、投资落户等政策，吸引这些有钱人。

　　事实上这种嫌贫爱富心态，在世界各国政府中相当普遍。很多移民国家接受移民申请，也多设立投资、技术等门槛。发达国家借此与发展中国家竞争人力、资本等资源。

　　不可否认，地区间的这种竞争能引导资源配置到更有效率的地方。但问题是，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如何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浪潮不可阻挡，外向型经济需要大量廉价的农民工劳动力，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也随之松动。但在这个进程中，城市仍然通过户籍、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方面的限制，树起一道道“过滤门”。尽管为城市和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但多数农民工仍属于被挡在城市门槛外的“受控制人口”，无法融入城市生活，平等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户籍也好，高房价也好，都被当作“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人口素质的门槛”，一些地方政府的行事逻辑是，对城市有利的资源就放低门槛，对城市不利的资源就阻挡在外。

　　这个机制就像一个巨大的抽水机，城市从农村提取优质资源，大城市从小城市提取，东部从中西部提取。这种“提取机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效率，但也导致了一系列恶果：城乡居民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城乡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而要缩小差距，抚平鸿沟，首先就要取消各种“控制人口增长与控制人口素质的门槛”。不仅乡下人能进入城市落地生根，城里人也可以下乡生活和投资(要求放开宅基地交易等)。破除这些门槛，一定时期内势必会出现乡村资源净流入城市的情形，但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也腾出了土地等资源，利于实现从传统小规模农业向现代大规模农业的转变，为资本回流农村创造条件。

　　当然，要实现这一点，需要破除城市的既得利益，这考验改革者的决心、勇气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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