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志疆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十教授日前联名提出了“反周期财政政策”的建议。建议认为，扩大消费需求，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民众发钱，因此建议给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1.2万元以下的家庭，每人发放1000元的消费补贴。(1月11日《信息时报》)

　　伴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如何刺激消费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特别是在我国居民储蓄已创纪录地超过20万亿元的背景中，怎样将居民储蓄释放出来，更成为焦点。于是，“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郎咸平等诸多国内外经济学家，纷纷建议全民发放红包。相比之下，十教授“联名建议”的不同之处在于提出了“低收入家庭”的限制条件，虽然由此显得更加人性化且富有针对性，但却因此而更加难以操作。

　　首先，发钱过程恐怕很谈得上“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既然设定了“低收入家庭”的限制条件，要面对的问题就是，怎样才算是低收入家庭？由此必然涉及统计与计算，显然是一项庞大的工程。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把钱足额发放到真正需要的人手中。逐级审批、层层转拨的过程中，由于资金审计等配套设施并不健全，这笔“意外之财”是否能真正杜绝“跑冒滴漏”值得怀疑。如果低收入家庭红包在支付过程中损耗过大，自然也谈不上“最有效”。

　　而且，即使红包及时足额发放到低收入家庭，也未必就能立竿见影起到效果。日前，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虽然人们的手中比过去更加有钱，但却日渐变得越来越不敢花钱，81.8%的人把不花钱的原因，归结为基本养老保险力度不够；76.0%的人认为，新医保未明确，老百姓仍然担心看不起病。显而易见，有待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制约了居民消费，公众只能凭借增加个人储蓄来应对不可预期的危险。

　　对于那些没有生活必需品需要购买的家庭来说，储蓄“红包”几乎是必然的选择；对于确有必需品要购买的家庭来说，这笔钱无论如何都是要花的，“红包”不足以引诱更多的消费。也就是说，对于这两类家庭来说，发红包实际上起不到刺激消费需求的作用。

　　当经济学家纷纷以发达国家和地区发放红包为摹本，论述红包必要性的时候，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大多有相对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作为支撑，因此国民敢于也乐于使用红包进行消费，从而实现扩大消费需求的预期目的。与其亦步亦趋跟着人家比拼发红包，不如回过头来审视一下人家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是如何得以建立并完善的。实际上一些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正是在一次次经济危机中开始建立并不断得以完善，最终成为制度保障。

　　1月10日，北京市表示，9月起，义务教育学校将真正实现全面免费。与发红包相比，这样的民生改善恐怕更加有利于刺激消费。在民生领域的各个方面，如果都能逐步减轻民众负担，甚至是真正实现“全免”，又将会释放出多少居民储蓄，刺激多少消费需求？

　　如果没有制度保障，所谓“低收入家庭红包”终不免是“画饼充饥”——— 不仅遥不可及，即使侥幸到手也不过是兑换为一张储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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