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东莞为应对物价飙涨，向19.9万名困难户籍市民发放了每人1000元的“红包”，获得一片赞誉。今年为了应对受金融危机冲击造成的村集体收入剧减，东莞市财政将再次大派2.3亿元“利市”，将人均纯收入未超过4700元的村分成4档进行补贴，户籍人均补贴分别为100元、150元、400元和600元。

　　东莞直接以“红包”，对本地困难居民进行补贴，在内地似乎是开了个先例。此后，各地纷纷效仿东莞的“红包”模式，向困难群众发放补贴。而就在几天前，中央政府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向7400多万困难群众发放90多亿元的生活补贴，更是将这一幕模式推广至全国，给特殊困难群众送去了新年大礼。

　　如果说东莞去年的每人1000元大“红包”是源自于其雄厚的经济实力，那么今年再次派发2.3亿元“红包”，更显得非同寻常。作为一个高度依赖于外向型经济的城市，此轮金融危机给东莞带来不小冲击，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东莞利用外资出现了负增长。但政府遇到困难，普通老百姓也会遇到困难，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日常生活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在这种特殊背景下，东莞市还能从公共财政中拿出2.3亿元，补贴困难群众，实在是需要相当足的底气和相当大的勇气。

　　来看看东莞市是如何从财政中挤出这2.3亿元的“红包”。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之外，东莞市明确提出政府要“勒紧裤带过日子”，并提出了“5个零增长”和“4个减半”的要求，涉及的都是缩减政府开支方面。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新加坡和韩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而给公务员减薪的做法。两者其实有异曲同工之处。将节省下来的公务开支，用于惠及民生，一方面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借机革除政府部门大手大脚的花钱习惯；另一方面可以帮助底层困难群众度过非常时期，体现共度时艰的官民一体情怀。一个政府部门省个几百块几千块很容易，但对于困难群众，几百块却可以过个好年，甚至可以解决一个月的生活费用。换句话说，几百块钱对于不同对象，其使用价值也不尽相同。在特殊时期，政府应该将几百块钱的使用价值最大化，用到该用的地方，2.3亿元的“红包”可以发挥众多几百块的作用，给众多困难家庭送去温暖和希望。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的勇气，东莞市两次派发大“红包”具有一定的导向和示范意义。此前包括中国香港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向民众发“红包”的做法，其中有的是为了帮助困难群众渡过经济难关，有的则作为一项长远的制度安排。这些体现的都是政府为民众谋福利的执政思维。

　　昨天有媒体报道,国内有10位教授提出“反周期财政政策”建议，给人均年收入低于1.2万元的家庭每人发放1000元的消费补贴，这种“红包”虽然更强调“扩内需”之目的，但与东莞模式其实并无本质区别。唯有实实在在地为那些困难群众解决生活需要，这样的“红包”才宜制度化、长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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