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下一个30年发展的最大瓶颈是外需受限和内需不足。

　　一个正在高速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大国，内部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持续不振，显然不是短期政策因素，而反映了整体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失衡。这就是步入了工业化进程的廉价农村劳动力(我们称为农民工)，他们创造了巨大供给却不能融入城市化作为市民去消费而产生的巨大供需缺口。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内部需求不足与贫富差距的悬殊是直接相关的。中国的贫富差距从改革开放前的0.2多一点，到目前城市和乡村分别接近0.35左右，这属于既有收入差距和激励效应、相对差距还不大的合理区间。但是，如果把城乡人口及收入总和加权计算，中国整体的基尼系数居然达到近0.5，这显然是因为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太大(在3倍到5倍左右)，而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的权重又都很大造成的。这个情况进一步说明，中国的城乡二元隔离体制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从统计上看，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从1978年的约18%到今天的约45%，以每年接近1%的比例增加。按照其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进程，中国今后30年仍然是城市化发展的高峰阶段。要在城市人口比例达到70%以上之后，城市化的势头才会逐步放缓。这意味着每年都会有1000多万农民进入城市，今后30年内将还有5亿左右农民将进入城市定居。

　　但是，在我国的城乡二元隔离体制下，现在已经进入城镇的约1.5亿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而是游离在城镇生活边缘。按能够享受城镇市民收入福利保障待遇的户籍人口计算，我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大致在28%左右，这是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的最大失衡，应当是今后调整经济结构的核心所在。

　　(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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