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破产，恐怕早在人们意料之中，却也让其他一些牵涉其中的奶品制造企业，感受到唇寒齿亡的焦虑与恐惧。然而，仅仅将目光聚焦于三鹿破产事件本身，已经不具备多大的社会价值与市场警示，对于中国奶业以及其他产业来说，对于负有市场监管责任的执法机构来说，盘点及珍惜三鹿破产留下的宝贵“遗产”，恐怕才是当务之急。

　　在“信用建国”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我以为，中国民族企业千万要谨记——企业的市场及社会信用大厦建设，往往需要旷日持久的努力，而一旦出现裂缝，往往一夜倾覆，而失去了，才知道什么最宝贵。

　　必须承认，长期以来，某些传统文化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导致不少中国企业契约精神和诚信意识较为缺乏。诸如作弊、爽约以及弄虚作假等等业已被现代社会文明观念视为不可接受的行为，在某些企业看来却并不算是企业道德缺陷，有时甚至习以为常。也正是这种普遍性的契约精神缺乏，似乎是我们难以建立起秩序良好的制度体系的文化因素和社会心理基础。

　　品牌是信用日积月累的成果，往往经历了无数次市场交易的考验。消费者对一个“老”品牌的信赖，正是来自于这个品牌一直以来的诚信为本。曾经享受消费者信任和国家荣誉荫庇的三鹿，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信用的不可或缺性，但玩弄信用者最终还是被市场所彻底抛弃。因此，信用应当成为未来中国所有企业恪守的生存与发展的底线。

　　与此同时，执法监管机构也不能漠视另一种信用的丧失——政府信用。三鹿破产事件的一个教训是，监管力量的弱化，特别是监管的敷衍了事，必然导致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我们遗憾地看到，“瞒报”成为危机全面爆发的主因之一。早在今年8月2日，三鹿公司已经向市政府报告了奶粉有毒的报告，但是，直到9月9日市政府才向省政府报告，导致社会危害程度扩大化。

　　事实上，对于所有企图瞒报者来说，在一个资讯发达、舆论监督日益强化的信息社会，真相也许能遮掩一时，却无法隐藏一世。与其让媒体报道、民众举报而陷入责任被动，不如尽快发布准确消息掌握执法主动。监管机关手握公民让渡权力，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必须对公共利益全面负责，如果瞒报了一个事故，执法机构的信誉就会受到来自民众的责难，也难逃自上而下的事后行政法律问责。突发事件往往考验执法监管机关的危机处理态度与能力，切实执行《信息公开法》，才能以小损赢大利，确保政府信用不成为事件扩散的共同受害者。

　　政府要依照规则办事，任何人都不能利用政府的权力和影响对信用活动加以干涉。对于那些利用各种权力资源来破坏市场信用的人，政府应建立失信约束惩罚机制，增大失信成本。当公共议程中去掉了道德风险之后，政府公信力和整个投资环境会更加健康。三鹿破产留下的宝贵“遗产”，其精髓或在于此。

　　(广东 毕 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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