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段时间，为了挽救糟糕的经济局面，我们看到一系列的政府干预，但要实现经济复苏则需要几年的时间。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市场经济制度仍将是有活力的。

　　华尔街陷入危机，全世界的经济似乎进入衰退。不过，这种恐惧可能遮掩了一些正面的发展，而这种变革所产生的长远效果要比政府救市具有深远得多的意义。当前的金融危机并不是能力不够造成的，这场危机将在一些最具才华的人们身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孕育出一种创业精神。这种精神才可能将我们带出低谷，重返经济发展的时代。一些金融界的从业人员可能会失业，这当然是不幸的，但与此同时，在其他方面具有活力的人会脱颖而出。这不像是走向成功的完美处方，但这恰是商业的最佳运作方式。

　　创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在过去的25年里，美国工作岗位的净增加数，全部来自成立不到五年的企业。同样重要的是，许多年轻的企业成为高增长的企业，它们带来新产品、新服务，提高了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我的在考夫曼基金会的同事、经济学家卡尔•施拉姆和鲍勃•利坦在他们的著作中广泛地论述了这一点。当美国从“大公司”资本主义走向“创业”资本主义时，美国就具有了日益增长的机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里，美国经济有了不寻常的增长，增长的主角是大公司和政府，这一模式在70年代的通货膨胀及增长放缓中破裂。但就在“大公司”资本主义步履蹒跚时，也播下了对美国经济重新改造的种子。英特尔、塔吉特和沃尔玛等公司均成立于60年代，在80年代得到飞速发展。苹果，家得宝和微软出现于70年代，后来成为高增长公司。不拘一格地选择项目，所得税降低，新技术产生，成千上万的新企业开始重塑美国，生产力提升，增长强劲，这成就了美国的复苏。

　　但是，这一复苏几乎流产。当时出现了无数的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建议：政府应加强管理，政府应指导法人投资，政府应对一定的经济部门投资。正如个人往往在离婚、家中有人去世之后，会做出改变生活的决定一样，政府会本能地对社会创痛做出反应，投入巨大的项目。可以想像一下，如果我们当时选择了那条路，美国的经济会是什么样子。美国总体上的成功表明，历史进程往往不是由创痛引发的政府决定创造的，而是由千百万个个体，根据自己的能力，为追寻自己的理想，所做的不为人见的选择来确定的。

　　历史很可能为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无意的后果而喝彩。在媒体和决策者的关注之外，“雷曼之后的生活”正在激发出一个具有全新定位的、有效的创业群体，他们将动摇保守势力，开创一个变革与发展的新时代。

　　还可以看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的综合活力最终来自于创业者，无论资源如何有限，他们都能够看到未来的财富。有资料显示，中国、缅甸、越南和老挝以及莫桑比克，在1990和1999年间，有着发达的创业经济，65%以上的收入都属于私营。它们是这一时期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中国的增长达150%。中国每年有1800万人进入劳动市场，大部分为创业公司。关于改革，邓小平说“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他明白发展的真谛。

　　在美国，存在一个危险的、错位的对市场经济的批评和抱怨，现在这一错误的认识已波及全世界。其实，美国金融市场的失败最终受困于两个因素：过分的杠杆(用数倍的债务维持经营)和监管的丧失，而不是贪婪与腐败，不是市场经济本身。如奥巴马所说，“我们在试图用20世纪的规则管理21世纪的企业”，这注定要发生灾难。但解决的办法绝不是冲动地干预和由政府大量地控制经济，而应是一套均衡的、精细的、有限的规则，用以控制过度的行为，并奖励纳税人的举报，同时又允许创新。

　　美国没有死亡，市场经济没有走向死亡，但它们显得疲惫了。美国的政治系统，不仅是白宫，还有议会，急需对那种浪费时光的党派争吵和自私的冷嘲热讽进行纠正。那些行为使我们不能抓宏观大事，不能找到应对真正的全球大挑战的方法，不能建立一个生机勃勃的创业经济，而创业经济总体上能够增强制度的稳定，并为将来增加千百万个必需的工作岗位。▲(作者是美国钢铁企业Titan Industrial执行总裁。本文由高东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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