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国峰会上齐集一堂的世界领袖们并没有能够为增强大家的信心作出一点点努力。尽管他们发表了长篇大论的报告，但却拒绝采取对减轻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有意义的行动。考虑到此前的泡沫正是其任期内发生，因此指望这些领袖们能够治愈自己认为不存在的疾病实在是过于强人所难。

　　领导力的缺失不仅仅发生在政界，许多大公司也滑入了悲惨的深渊，它们被不加解释地剥夺了数十亿美元的财富。遇到这种情况，一个日本企业的CEO可能就会决定在公司的浴室内拿自己的皮带上吊了，而西方企业的CEO们却仍然为自己开出百万美元计的遣散费，这是一群贪婪、堕落和无能的人。

　　为什么这个世界会由那些本质上并不称职的人所掌握？正是他们把现在的境况弄得糟糕。或许，这应该怪罪于自柏林墙倒塌之后，西方的长时期繁荣。

　　全球化以及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大跃进，是过去20年西方经济大繁荣的基本因素。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一个扩张更快的经济总量的蛋糕，也使得人们信心高涨，同时也抑制了通胀。前者提高了投资者的风险偏好；而后者掩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通胀的影响。这种生产力提高所带来的坏处是：它总是倾向于催生一个个泡沫。

　　作为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任期经历了整个繁荣，而以低通货膨胀率为由，他在整个任期都执行着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直接带来泡沫，但华尔街用互联网公司和金融衍生产品，使这种货币政策变出了资产泡沫。

　　长时期的生产力繁荣和高资产价值是对于乐观主义的奖励，每个时期和点位都是合适的买入机会。那些做事“正确”的人得到了晋升，而所谓“正确”也就是坚持承受更高的风险和更快速扩张。

　　对于乐观者来说，没有什么比一个上升周期更好的奖励了。上涨的趋势持续时间越久，也就有越多这样的人站到公司的顶点。在过去20年格林斯潘主席的上涨周期之后，全世界的政界商界都已经被那些极端乐观主义者占领了。

　　乐观主义并非坏事，因为这能够营造一个令人愉悦的公司环境，不幸的是，乐观主义和智商从来都不会并存。准确地说，乐观主义者从来不会跳出原有的框架来思考，当遇到困难时，他们只会高呼口号，并等待奇迹的发生。我相信，如果他们能够做到的话，他们会宁愿把危机中的坏消息隐藏起来，而不是公诸于众。所有那些在繁荣时期看起来功勋卓著的领导人，现在都似乎毫无办法。

　　看看美国汽车工业，它已经在死亡线上痛苦挣扎了30年，虽然现在它将得到政府的拯救，但这也只不过是将死亡的痛苦稍稍延长了。再看看那些一次又一次发布裁员公告的金融机构，它们难道不能预料到自己的生意究竟有多大—很可能只有它们原来规模的一半—从而适当的收缩吗？取而代之的是，它们选择用裁员的方法来回应股价起伏，当股票价格下跌，它们就裁掉更多的员工。

　　和企业一样，各国的央行们现在也并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只好依靠降低利率来应对市场紧缩。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是否有责任去明确这样的问题：一切何时能够结束？作为央行能够且必须做些什么？毕竟，这是一场泡沫破裂的过程，如果你听到哪个央行官员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那么这很可能只是因为他不称职。即使央行们有发行货币调节流动性的职能，至少也应该以透明和公平的方式，央行应该公告它发行了多少货币并将货币均匀发给国民。

　　这次峰会中仍然有两个明星—法国和日本，前者提倡全球范围内加强协同监管，试图再创造出一个世界性官僚机构；后者向IMF捐出了1000亿美元，为这家年迈和失败的全球性官僚组织提供继续存在的保障。

　　(作者为独立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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