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能仅仅看作是一种外来的冲击。中国经济体系本身也有问题，根源就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因此，应对危机，根本出路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真正推动产业结构的提升。”在前日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与深圳特区报联合举办的“北大深圳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教授独辟蹊径，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开出了由“内”施治的治“根”之方。

　　经济发展体系有“内伤”

　　周二晚上，北大深圳研究生院的会议中心人头攒动，可以容纳800名听众的大厅里至少涌进了上千人。一位与记者一起匆匆赶进会议中心的听众告诉记者，他在一家金融机构工作，在特区报上看到预告消息后慕名而来，下班后从单位直奔会场。主办方透露，这场论坛吸引了大批来自深圳企业界与金融界的专业听众。

　　面对千余双充满渴望的眼睛，满头白发的吴敬琏教授以其特有的语速与风格，娓娓道来。

　　他认为，本次金融海啸的基本背景，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世界金融体系，由不受约束的美元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具有严重缺陷。并形成了美国经济体系的内伤，即过低的储蓄率，寅吃卯粮，向全世界借债。格林斯潘时代的美联储，以扩张的货币政策和松弛的金融监管支持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结果导致流动性泛滥，虚拟资产泡沫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大量积累。

　　值得关注的是，吴敬琏认为，金融危机之所以会给中国经济带来较大冲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本身存在问题。长期以来，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与出口需求驱动，以出口需求补充国内需求的不足。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形成，带来了中国与贸易伙伴间的摩擦增加，外汇占款的增加，并形成了与美国经济的互补关系。中国成为了美国的主要债主之一，承接美国金融资产使中国经济体系中也包含有大量泡沫。“表现在金融系统上，就是金融体系的脆弱。”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根本

　　基于这样的分析，吴敬琏教授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开出了详细“药方”，不仅内外有别，而且长短各异。

　　在国际政策上，他认为，短期内，中国应与世界各国通力合作，稳定国际金融体系，共度艰难；长期看，要发挥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作用，与各国协商，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体系。

　　在国内政策方面，他认为，短期策略是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运用，努力保持宏观经济不致崩溃；并尽力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但是，“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还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今年内数度到广东调研的吴敬琏，详细阐释了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提升思路。他以台湾地区制造业发展为例，提出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将面临“服务化”的发展方向，以期提高附加值。这意味着制造业要从附加值低的中游，向附加值更高的上游领域(研发、采购、设计等)和下游领域(品牌、渠道、物流、金融等)延伸。

　　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渠道，是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品。讲到这里，吴敬琏的急切之心溢于言表：“当前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找到新的增长点，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这其中，信息通信技术产业是最有希望、最有可能率先突破的领域。

　　深圳要在改革上走在前面

　　为什么产业转型说了多年而始终没有进展？吴敬琏痛陈当前体制改革所必须突破的四大弊端：1、政府仍然拥有过大的权力，如土地审批；2、各级政府利用资源配置权力，追求政绩增长目标；3、现行财税体制使地方政府揽“财”成风；4、资源配置方式主要通过行政手段，而不是市场方式，导致要素价格定价过低，实质上鼓励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

　　因此，当话题转到深圳经济增长的突破口时，吴敬琏教授献计献策：深圳以民营经济为主，深圳经济的活力就是要让民间创造力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他认为，深圳首先可以在“市场准入”上走在全国之先。“市场准入本来是国际贸易谈判中涉及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在国内经济中？市场经济的根本条件应该是非禁即入、非禁即行。希望深圳在这方面成为全国的表率。”

　　另一方面，企业经营环境中最重要的当属法制环境。这方面深圳可以充分利用自己毗邻香港的优势条件，积极借鉴香港成熟的管理经验，就近学习，把建立法制社会的过程推进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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