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相对于日本，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就业问题会使城市化进程加长，从而使经济结构调整难度增加。因此，中国的工业化阶段会比美国短，但比日本长。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研究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阶段大概需要 40年——从 1980年开始，至2020年结束。

　　第四，能源消费是刚性的，工业化阶段的高能源消费增长基本不受资源禀赋不同的影响。尽管日本能源极端匮乏，日本的工业化时间比美国快3倍，其工业化阶段的能源消费增长也比美国快了3倍多——工业化时间缩短只是意味着能源集中消费。如果到2020年完成工业化阶段，中国的工业化时间将比美国快1.5倍，我们预测的中国工业化阶段的能源消费增长也将比美国快近2倍。

　　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城市化所需的大量高耗能产品只能在国内生产，节能减排难度大，能源和环境压力巨大。只要中国政府愿意保证7%至8%的增长，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就不会改变，短期的需求增长波动不会影响长期的能源需求增长态势。中国的国情是能源安全日益脆弱，而且速度比较快。当认识到中国阶段性能源需求的刚性问题和能源安全的日益脆弱，中国能源战略的选择就很清楚，目前的机会也就很清楚。

　　中国的能源战略储备和“走出去”都不缺乏资金。“走出去”，还是买回来进行战略储备？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就安全性来说，把石油放在自己的后院，比放在别人家里，尤其是那些常换主人的家里，一定要安全得多。进一步说，“走出去”主要通过石油贸易买入，或者与产油国共同开发当地油田。然而，能源企业走出去靠的不是运气和勇气，而是强有力的能源外交和知识经验丰富的经营管理人才。这些都是中国能源企业比较缺乏的，都需要时间准备和经验积累。

　　如果我们认为现在是最危险的时候，对于中国的能源战略储备和“走出去”来说，也可能是最大的机会。

　　(作者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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