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晶

　　引言：

　　内需的根本在于消费。政府一方面在短期内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需要花更多精力来调整宏观经济收入分配格局，使得居民收入在整个收入分配中的比例进一步上升。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也曾经大规模投资以扩大内需。而此次扩大内需的大背景，与1998年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亚洲金融危机基本是亚洲地区出现问题，中国主要是局部受到影响，可以选择的拯救方式相对比较多，比如出口等，而当前，金融危机已经扩展全球，全球经济下行，外部压力比1998年时大得多。

　　与现在相比，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要更缓慢一些，而经历过10年充分的对外开放，取得很多成绩的同时，因此而承担的发展风险也变得更大一些。从总体情况来判断，当前的危机肯定要比1998年时严峻得多。

　　而从政策规模上来说，这一次4万亿的投资规模要远大于1998年，反应速度也比1998年时快得多。可以说，这次的投资重点，是更多强调了民生和就业问题、投资落实、投资实际效果以及投资效率。甚至在投资4万亿的政策还未出台时，就有研究者提出，扩大内需一定要与科学发展观相协调，要注重效率，真正改善民生，而不仅仅是提升GDP数字。1998年，应对大规模金融危机的经验还比较少，对有些问题考虑就不是很周全。

　　突击花钱是否会放缓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关注。其实，这也就是怎样在保增长和科学发展观之间寻找平衡的问题，这对于政府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涉及到短期的宏观经济稳定和中长期改革以及制度推进问题。应该说，政府已经努力在寻找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希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关注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改善与转型。可以看到，基础设施建设之外，已经有很多措施旨在结构调整方面，比如对于社会保障、医疗、中低收入阶层的工资调整等方面的关注。当然，也有一些政策似乎与结构转型不太相符，比如提高出口退税率。但正如中央领导人所指出，科学发展观的第一条就是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当前状况下，短期内拯救经济也非常重要。

　　对于世界来说，中国的扩张性政策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前段时间，笔者在香港与众多国际经济专家交流，他们普遍认为中国这样的措施对于拯救世界经济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火车头，中国采用这样一个刺激性的计划拉动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来说本身就是贡献。另外，投资和进口的增长有着高度一致性，扩大内需的同时肯定要扩大进口，即使进口速度不是很快，对国外原材料等的需求也会有所上升，这其实是从拉动其他国家外需的角度，对世界经济做出了贡献。

　　客观来说，4万亿资金的监管有很大难度，资金使用出现问题几乎无法避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公共投资本身就存在这样的弊端：缺乏效率以及容易滋生腐败。前段时间，有各地的交通局长接连下台，与之前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不无关系。

　　需要关注的还有未来的财政风险。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可能会从三个方面加大财政风险：1)导致中央财政赤字上升，两年中央要出1.18万亿。这些钱从哪儿来，肯定要发债，从而产生财政赤字。2)导致地方负债上升。目前地方政府已有大量负债(约有8000-10000亿)。目前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土地财政)没有了，财政状况更不如前。而同时，4万亿的投资计划，地方政府跟进至少在三分之一左右，这使得地方政府的负债进一步上升。3)银行坏账进一步上升。我们估计这4万亿的投资计划也需要银行的配套资金(和98年一样)，而公共投资可能存在的无效率(包括一些项目未成熟就仓促上马)，会导致银行坏账率上升。除了这些，再考虑到社保欠账、外汇储备账面损失等，综合起来，国家的财政风险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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