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斌

　　 很久以来，游资们都被认为是股市上一种类似老鼠一样的生物，习惯了偷偷摸摸地在夜里窃取投资者尤其是散户们的口粮。

　　 如果说这是曾经的印象的话，那么如今，事情正在起变化。

　　 从11月起迄今，上证指数三上2000点，其中两次都要归功于游资，而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则岿然不动，直到最近的一次，也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夕，基金们才群起效仿，反手做多。

　　 游资的贡献不仅仅是活跃市场，同时还承担了价格发现者的角色。以海通证券的大小非解禁为例，11月21日,海通证券去年增发的12.89亿股限售股解禁。去年多家机构以每股17元参与海通证券的定向增发。但当解禁期到来的时候，考虑时间成本,机构们亏损幅度已经高达25%。而解禁后,机构表现出了蜂拥出逃的局面。在上交所大宗交易平台上，仅11月21日，海通证券发生成交26次,包括大小非在内的持股人卖出1.6亿股。而海通则受此拖累连续四个跌停。

　　 “如果不是随后的游资介入，恐怕这波多杀多会将海通打到5元甚至更低。”一位基金界人士评价。

　　 这个现状充分说明，中国股市的暴跌，除了大小非的集体释放之外，机构们的“集体非理性”也难辞其咎。所谓的“非理性”倒不见得是指责他们抛售股票，而是他们当初愿意花那么高的价钱去买股票，现在这么低的价钱抛售，让人感觉其投资十分缺少专业能力。

　　 这实际上是对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提法的一个讽刺，当初，管理层之所以要发展机构投资者，主要是因为痛感中国“散户市”的弊病，导致“无股不庄，无庄不股”，于是，管理层对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基金们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够长期投资，避免股市的大起大落。

　　 然而事与愿违，作为散户代言人的基金，在2007年沪指直冲6000点的过程中，并没有体现出机构投资者的理性，大家纷纷看到8000点或者10000点，于是推高了股市的“蓝筹泡沫”，而基金们也在黄金十年的幻想中承担着输送器的角色，左手接下投资者的现金，右手买入重仓股。

　　 而当股市跌到2500点甚至更低，很多人认为中国股市应该迎来一波反弹时，基金和机构们大举减仓，这种“羊群效应”是股市跌到1700点以下的重要原因。要知道，中国多数散户的投资理念是：被套牢则坚守，一直等到涨回来为止，他们看上去更像长期投资者。相反，基金却集体扮演了快进快出的短线投机客角色。

　　 这是尴尬的现实，但是对基金而言，似乎也是无可奈何，每年一度的排名，到每个季度一次的排名，甚至到每个月、每天一次的排名，都让基金们干起了以邻为壑的勾当。在这次反弹中，基金们更是将其演绎得淋漓尽致，业界称之为“三天理论”：买入一个股票，涨了三天，聪明的基金经理就会卖出。这一切，都是为了业绩考核，基金经理们也不得不抱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只不过，当机构们在恐慌中失去理智时，一向名声不太好的游资们反而体现出了勇气，某种程度上，他们为自己博得了尊敬，至少，在机构中的羊群效应中，我们看到有不同的声音，这对于市场的过度悲观和过度乐观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力量。

　　 所以，在股市这个生态圈里，应该尊重游资的存在，并且正视他们的价值。毕竟，“参差多态才是美”，只有股市里出现多样化的投资者，才能让其价格发现机制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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