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曲折，与时间迟早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太多摇摆、投机和过于感性的民族人文特性。

　　吴晓波

　　后世史家常常叹，中华民族错过了近代工业文明的萌芽期，因而受到欧洲列强的侵辱。不过我们还可以有另外的一种观察，就在洋务运动开始的同时，后来成为全球最强经济体的三个国家—美国、德国和日本也刚刚完成国家的统一，相继开始它们的现代化之旅。某种意义上，百年间，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曲折，与时间迟早并没有多大关系，而是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具有太多摇摆、投机和过于感性的民族人文特性。

　　美国在1861年结束了南北内战，但种族隔离仍然持续，全美超过8000人口的城市只有141个，钢铁产量不足100 万吨。1865年，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个首富的30岁的安德鲁?卡内基在宾夕法尼亚州创办了卡内基科尔曼联合钢铁厂，就在同一年，李鸿章向清朝廷递交《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1871年， J.P.摩根与人合伙创办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从事投资与信贷等银行业务，而当时在中国，“红顶商人”胡雪岩的阜康钱庄正处巅峰，资金2000万余两，田地万亩，还操纵着江浙商业，专营丝茶出口，从事药品商贸，俨然一个混业经营的大企业。

　　也是在这一时期，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刚刚诞生。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俾斯麦的指挥普军大获全胜，开进巴黎，在凡尔赛宫宣布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成立。

　　与日本相比，我们的感慨将更深一层。就在1868年，一洋之隔的日本也发生了一件大事。1月3日，武士西乡隆盛率2000人从鹿儿岛北上，发动“王政复古”政变，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从此拉开明治维新的帷幕。

　　在中国企业史的研究中，日本是一个可以参照的对象。过去150年间，这两个东方国家在三个重大的时间点上出现过惊人的类比点。首先，1870年前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发动洋务运动，日本进入明治维新，两国几乎同时开始工业化变革—更有意思的是，明治维新的结束时间竟与清帝国的灭亡时间也颇接近；第二个时间点是1945年前后，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全岛变成一片废墟，饱经战乱的中国从战争中暂时摆脱，随后前者迅速进入新的经济建设，后者则陷入惨烈的内战；第三，就是当下，日本与中国的经济总量分别处在全球的第二、第三位，其政治经济体制和所面临的挑战则全然不同。中日国运交错，恩怨如麻，耐人寻味。

　　1871年12月，一个日本使节团登上“亚美利加”号，离开横滨赴欧美考察。日本政治家、在二战后把日本经济带入正轨的吉田茂曾追述说，日本的改革家们曾预想用“西方的技术、东方的道德”或者是用“西方的学识、日本的精神”作为日本变革的方式。然而，这次考察让他们意识到，“这样的公式与实行近代化是相背离的”。他们访问了12个国家，历时22个月，考察了政府组织机构、议会功能及运作、法院权力、三权分立机制等等。回国后，他们坚定地达成了“脱亚入欧”的共识。明治维新的代表人物伊藤博文认定：“国家富强之途，要在二端，第一开发国民多数之智德良能，使进入文明开化之域。第二使国民破旧日之陋习，不甘居被动地位，进而同心协力于国家公共事务，建设富强之国家。”

　　在这一理念的引领下，日本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先是在教育制度上进行了颠覆式的变革，奠定近代学制，到1907年基本上普及了6年义务教育，儿童入学率达到97%。而清廷一直要到1905年才废除了科举制度。第二是进行大胆的宪政变革，摧毁了所有的封建政权，实行立宪。明治政府于1885年实行内阁制，翌年开始制宪，1889年正式颁布宪法，1890年召开第一届国会。同时，经济改革亦紧锣密鼓地进行，明治政府宣布改革农业税，统一货币，1872年建成第一条铁路，1882年成立第一家新式银行，大量工厂相继建成。

　　多年来，不少中国学者常常引用法国东方学家伯希和的论调，他将日本学术蔑称为“三余堂”—文学窃中国之绪余，佛学窃印度之绪余，各科学窃欧洲之绪余。而很少有人反思，为何日本以“三余”之功能成就百年的兴盛，以一撮尔小岛而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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