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型的调整难度不容低估。中国企业经历了一个较长周期的扩张，很多企业没有面临过转型的压力，缺乏应对周期波动的经验。近期，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罗奇分析，美国经济此次的大幅波动，是从“工业产业”转向“资产产业”、从“工业社会”转向“风险社会”、从“传统储蓄”转向“资产储蓄”的转型失败，才导致了如此大的波动，是对转型失败的一次总调整。但美国的调整速度还是相当快的，实体经济依然在增长。相比之下，中国的不少企业，例如房地产业企业，成长环境相当好，就像温室的花朵，要转型可能需要付出相当大的调整成本。

　　在转型方面，有不少成功和失败案例可以借鉴。中国台湾和日本高雄在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增长时期十分繁荣，但因为不能适应转型压力，日益边缘化。所以，不少研究机构把转型失败说成是“高雄化”。日本的转型经验相对来说更为正面些，在日本经济快速成长初期，也是主要依靠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但是，中间也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转型，日本很多优秀企业管理和技术的进步，正是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日本完成转型之后，又经历了一个所谓的“第二次春天”，再次经历了持续时期很长的增长。

　　扩大内需是必经之路

　　下一步的宏观政策，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转型应当会成为两条关键的政策主线。

　　从国际市场看，中国对美国和欧洲出口下滑，要防止经济过快回落，扩大内需是必经之路。改革开放初期，国民储蓄(政府、企业、居民)中，居民储蓄所得占国民收入比例是较高的。近十年，居民储蓄所得占国民收入比例稳中趋降。因此，隐含的政策含义很清楚，就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降低政府和企业的储蓄，增加居民所得，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没有这些实质性措施，内需的扩大很难取得实质性效果。

　　要降低政府储蓄，财政政策比较典型的是减少经常性开支。同时，减税应该是重点，比如消费税转型，原来担心税前抵扣会导致企业大幅投资引发经济过热，现在经济进入回落阶段，这个顾虑就不复存在。从企业角度看，降低企业储蓄需要强调分红，同时，调整企业结构，打破垄断。当前，中国企业的利润贡献结构呈现非常显著的特征，上游垄断企业集中了相当大比例的盈利，中下游企业则面临十分激烈、同质化的竞争，需要作出调整。

　　面对当前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应当对中国经济过于悲观。应该说，从全球经济体系的比较看，中国是当前最有条件应对全球金融动荡和流动性枯竭的国家。中国有强大的国力，雄厚的财政实力，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及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和庞大的内需市场。

　　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顺利度过转型期，进入一个以内需、技术进步作为经济主要推动力的时期，也进入一个新的、持续较长时期的增长阶段。转型期必定存在阵痛，犹如汽车转弯时须减速，转换新的发动机需要磨合一样。但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不可能总是与越南、马来西亚比谁的产品更便宜，我们必然要与韩国、日本比谁的产品质量更高。

　　房地产、汽车和信息技术往往是扩大内需比较好的增长点，中国要重新启动这几个增长点，还有一些难题需要克服。比如，当前的房地产价格已经经历了快速上涨，正在进入调整期。要再次扩大房地产市场，需要消费能力的积累。

　　从发展趋势看，还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划分，政府更多承担中低价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高收入阶层则主要通过市场购买来完成。如果经过分类后，对房地产价格的直接管制就没有太大必要。到时候，房地产行业可能会重新活跃，但并不能表现为房价大幅上涨，中低价房的消费会成为亮点。

　　另外，由于三鹿奶粉事件，必然会促使公众更关注食品安全，促使企业保证产品质量。这需要放松对食品价格的管制，在奶粉中加入有毒物质，无论怎样惩罚都不为过。但是，还需要分析深层次的原因，除了食品监督方面的缺陷外，少数公司的牛奶卖得比矿泉水还便宜，走的是低价格竞争、不顾及质量的路线。所以，需要放松价格管制，强化质量监督，鼓励企业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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