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元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向全区300多万困难群众发放2.12亿元的“红包”(慰问补助金)，共按两个档次发放：向农村五保户、城市低保户、传统优抚对象等发放100元，农村低保户等发放50元，每人按对应标准限发一次。(见11月25日《东方早报》)

　　寒冬来临，由国际金融海啸、全球经济放缓带来的气氛更冷更寒。此时此刻，政府向民众特别是困难群众发放红包，以增强大家的御寒能力，这不仅彰显了公共财政的民生价值取向，对于聚拢人心、共度难关更具深意。

　　“政府红包”这个词并不新鲜，新加坡曾在新年前夕派发喜庆红包，我国澳门、台湾等地前不久推出过消费红包，美国加州也曾出现过将当年财政盈余用红包方式返还全体纳税人的做法。其实，近年来我国也有许多类似的财政红包，譬如幅度不断加大的农民种粮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再如基数不断提高的城镇低保等。在广西之前，广东省东莞市就向低收入群体派发了亿元红包。政府将日渐丰厚的财政盈余变为共享蛋糕，折射了政府对民生的重视。然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述中国式红包无论从大小、厚度、质量、内容还是从影响力上来看，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近年来，由于财政预算过于宽松，不少地方政府部门乃至国家部委都出现过年终突击花钱的现象，如果政府每年都能为公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发个红包，这种现象就会减少。

　　我们的民生红包还可以做到多大？根据资料可知，1999年我国财政收入刚突破万亿，2003年即达2万亿，2005年达3万亿，2007年达5万亿元。而地方财政的增速更为明显，如山东泰安去年财政收入60亿元，是1978年的60倍。这种现象被公共财政专家惊呼为“超速”“超常”“超高速”。超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也应使所有公众获得超常的分享，我们应该而且可以将扶贫式财政红包做得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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