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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记者 陈昊旻 梁小婵 实习生 赖敏虹/文 夏世炎/图
“我没有研究过个税起征点具体应调到多少,不过我认为即使是调到8000也还嫌低。”昨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如此表示。他认为,政府当前的经济政策如4万亿投资项目等主要都是考虑GDP的增长,但这并非最重要的。真正有意义的是努力提升就业率,并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点。
此外他还认为,推出经济适用房既不能真正解决社会不公平,也无法体现市场经济的原则,因此实际效果有限。此外,他认为贫穷并非我国的农民问题的关键,土地所有权不受保护才是问题的核心。
政府应向富人征税
“这些年来,我国社会财富增长迅速,人民手中的财富应该也是增加了,可是人民并没有感到满足,”茅于轼说道,“这说明我们仅以增加社会财富为目标是不对的。”他认为,我国经济政策不应该只以GDP的增长为核心。
茅于轼指出,在刚刚开征个税的时候,国民平均工资大概在100元的水平,当时规定800元的起征点是比较合理的;但现在平均工资已经大大提高,个别地区(如广州等)甚至到了2000元,那么按照同样的比例,起征点应该提升到一万多元才对。“8000元不高,还嫌低。”他认为,为了体现公平原则,政府应该向富有的人征税,然后把钱分配到穷人手中,而不是向富人和穷人都征收一样的钱。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国家经济增长迅猛的同时,人民生活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尤其是在国际经济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增长趋缓,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而通货膨胀也使得人民消费能力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茅于轼教授表示,经济政策的制定不应该只盯着GDP,也需要考虑推动就业和提高人民收入。
“奥巴马一当选总统就提出要增加25000个就业机会,可是我国却投入了4万亿促进经济增长,方向明显不同。”他认为,如果国家能有效提升就业率,即使GDP有所下降也不怕,因为国民有购买力,可以通过消费拉动GDP;而如果着眼点只是拉动GDP,与此同时就业率却有所下滑的话,反而是更糟糕的情况。
茅于轼说,巴西此前在GDP增长率达到3%的同时,就业率的增长也有3%。但是在中国,虽然GDP有数年增幅都在10%以上,就业率的年增长率却只有1%。
经适房未真正体现公平
茅于轼还认为,现在的经济适用房既没有通过市场化提高效率,也没有通过对其分配体现公平。他认为,一件事情如果牵涉到两个方面的考虑,那么应该是在保证其中一个方面的目标得到实现的同时,尽量兼顾另一方面,这样才能达到最优化。而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并没有做到这点。
茅于轼认为,此前的住房改革是成功的。在改革之前的30年中,我国住房数量几乎没有增长,但是在停止福利分房、开放商业住房之后,全国大中小城市都开始建设住房,其增长速度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正是市场调解下效率最大化的体现。但是同时也产生了房价过高,只有富人住得起房子的情况。而为解决这个问题推出的经济适用房却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经济适用房要通过申请审批等复杂的过程,这样显然放弃了市场分配,牺牲了效率。但是也没有体现公平。”茅于轼认为,最困难的人群,如城市中的打工者,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付经济适用房几十万元的价格,该政策没有使这些真正有需要的人获利。而且有的地方在审批经济适用房的过程中还出现了腐败风险,更是损害了公平的原则。
“据我所知,有的地方甚至用抓阄的方式来决定经济适用房的分配,这和赌博有什么分别呢?”茅于轼对目前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很是有些不同看法。
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
“马克思经济理论说劳动创造财富,这话其实不对。劳动最多的是农民,但农民也最穷。不过我不认为这是由于剥削造成的,因为农产品价格低是由市场决定的,并非是谁在操纵。”茅于轼称,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土地,但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这也是问题的关键。
他认为,历史上农民手中的土地分了又收、收了又分。现在即使是要流转,实际上仍然没有给予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如果所有权不明晰,就如同一件东西既是这个人的,又是那个人的,很容易“打起来”。因此,要保护农民的利益,就应该保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也是对农民人权的保护。
茅于轼表示,人类社会的不平等有两方面,一是经济方面,钱多钱少的问题;另一个则是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他认为,经济全球一体化之后,经济不平等、财富差距在加剧,这是难以自然消除的。但是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地位的差距在缩小,比如说服务员跟客人之间的地位就是平等的。雇佣关系不是剥削关系。而我国农民目前的社会地位显然很低,连自己土地的所有权都没有得到保护,这正是亟需改变的。
茅于轼简介: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6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高级讲师、亚洲开发银行注册顾问、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能源工作组专家、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能源组国际顾问、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著有《择优分配原理》、《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等。退休后与另外4名经济学家成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担任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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