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此次全球金融风暴，许多人都做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倡导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患病深重的结论，各路高人纷纷推出救治医疗方案，有人亮出了社会主义国有化药方，也有人祭出了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的药方。其实，看似冠冕堂皇的各种方法，在解决真实世界的具体问题时，用到实际中，又并非灵丹妙药。最终，真能解决问题的，往往是一种混合的、兼顾的方式，用我们的惯用语，就叫作“组合拳”。

　　时下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把拯救了上世纪30年代美国金融危机的“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挂钩，如果对历史稍加考察，便不难看到这两者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罗斯福外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内里则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或者说是现实主义者。细看他的“新政”,可说是一个大杂烩，博采了众长。与其说是受益于凯恩斯主义,不如说是受了别国的启示,他的具体做法借鉴了苏、德、英、瑞典等信奉不同意识形态、主打不同旗号国家的经验。比如，他建立的社会保障安全网，是照抄了德皇时期俾斯麦政府建立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做法；他大举建设公共工程，是对纳粹德国30年代做法的照猫画虎；而战时举国体制无疑与苏联毫无二致。可见，一个成功的经济制度，需要结合自身的实践，吸取多种不同体系的不同作法。

　　大量史实表明,在现代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所谓的西方和东方、市场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楚汉分明的鸿沟，经济全球化促使各民族国家、各经济主体相互取长补短。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但是没有一个人还是凯恩斯主义者。”这是说，应该吸取凯恩斯主义的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但不必完全照搬凯恩斯主义的全部理论，因为此一时彼一时也，人们面临的具体环境、具体问题已经不同。

　　一国经济体系的演变发展及其兴衰成败，也取决于很多因素的合力，如地缘位置、自然禀赋、文化偏好、价值取向、主导经济运行模式和政治架构以及对外关系,尤其是具体的内外安全环境，相当复杂。它绝不是一种分析框架、一种理论模型所能够完全解释的。所以，在研判一个经济政治系统的长短时，只有坚持实践的观点，投以发展变化的眼光，才有望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作者是河南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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