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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系统特性来看,与10年前相比,我国的国有企业已经走出了最低谷,利润率大幅度上升,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由45%下降为6%,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正在不断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水平,在应对失业等风险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进。此外,文化、卫生、医疗、教育等民生工程都得到了快速发展,这都能够有效地减少危机的冲击。
从经济政策响应来看,虽然在世界范围内我国受危机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反应最为迅速,最为主动,在世界率先提出刺激经济的积极财政政策,这无疑有助于提升大家应对危机的信心,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
我国储蓄率高,还有条件进一步增发国债,扩大公共投资
问:您如何评价此次出台的重大措施?有人担心三年内投资4万亿元会引发投资过热?您如何看待?
胡鞍钢:本次扩大内需把民生放在了最优先的位置,如安居工程、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而这些正是我们迫切需要发展的领域。可以说,这一决策不仅反应快,而且在选择投入方向上非常到位。它不是临时抱佛脚的应急之策,而是在“十一五”规划全局性部署的基础上做出的科学决策。
谈到是否会引发投资过热,首先需要了解1998年中国应对危机的宏观调控经验。当时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决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扩大内需,有效抵消外部冲击的部分影响。从1998年—2002年的5年期间,我国一共发行了6000多亿元特别国债,相当于同期GDP的1.15%,既有效刺激了经济增长,又使投资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按照现在的GDP规模,三年内投资4万亿元,不会引发投资过热的问题。
其次,实际上中国还有条件进一步增发国债,扩大公共投资。从储蓄率来看,2007年,我国储蓄占GDP的比重达51.2%,而国内投资率在45%。因此,我们有条件进一步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把国内储蓄转变为国内投资,从而扩大内需,促进发展。
相比于保增长,其实更需要保就业
问:在这10项重大措施的落实上,您有什么建议?
胡鞍钢:我认为,我国扩大内需的根本宗旨是富民为本,是让13亿中国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这包括3个含义:
首先,这次重大决策提出了保增长的目标,我主张“双保”,既保增长,又保就业,其实更需要保就业。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有了就业才有收入,有收入才能消费,有了消费才有内需。需要十分明确的是,任何投资项目必须有直接就业、间接就业的具体指标,与创造工作岗位挂钩。这是成功的扩大内需的第一个标志。
其次,切实解决民生问题,不能为了投资而投资。我们要在3年之后进行后期评估,有多少人口从扩大内需中直接受益?什么样的投资项目老百姓受益最大?在投资项目选择上,一定要与人民福利挂钩。这是成功扩大内需的第二个标志。
再有,加强投资项目的监管,使信息更加透明,防止腐败。1998年扩大内需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某些部门利用国家投资盖大楼的腐败现象。在本次调控中,我们一定要吸取当年的经验教训。中纪委、监察部、审计署等机构要跟上,加强监管与监督,发挥工程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这是成功扩大内需的第三个标志。
中国扩大内需是否能成功,关键取决于以上3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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