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 

　　近日，国家欲予民间借贷以合法身份的消息引起了公众的广泛热议。据报道，日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刘萍在出席跨国公司CEO圆桌会议时透露，由央行起草的《放贷人条例》草案已经提交国务院法制办，民间借贷有望通过国家立法形式获得规范。

　　长期以来，民间借贷作为我国信用体系中的一种非正规信用形式，因一直没有合法身份而不得不处于地下活动状态。2006年9月出炉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称，近年民间借贷总量基本维持在

　　GDP的6%-7%水平，我国民营企业近80%的资金需求来自于自我积累和民间融资。有调查称，中国民间流动着总额高达7000亿-8000亿元的地下信贷资金。而今年以来，随着从紧货币政策的实施，银行借贷门槛提高，民间大额借贷市场更是日趋活跃。

　　从哲学的角度讲，任何存在都有其合理性，民间借贷更是如此。在我国，金融的业态一向单一，银行几乎是企业融资的惟一渠道。这样的金融行业垄断格局，不仅造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而且使大量的民间资本难以找到获利的合理出口。企业从正常渠道贷不到款，只能通过民间借贷筹集资金，满足生产经营需要。由此可见，对于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该予以肯定，尤其是在全球金融风暴肆虐、国内中小企业遭遇生存困境的当下，国家启动民间借贷，对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多层次金融体系发展、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渴求，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但任何事物都有着两面性。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同时，其与生俱来的高风险性也已经暴露无遗。今年7月发生在浙江义乌的金乌集团董事长张政建失踪一案，就是民间借贷风险的集中体现。据了解，金乌集团出现的借贷风波，起源于其所欠银行贷款还不上，银行要拍卖公司资产，那些借钱给金乌集团的“会头”们闻讯后，纷纷上门索债，事情败露，导致风波。总体而言，游离于监管之外的民间借贷，存在着交易隐蔽、风险不易监控及易滋生非法融资、洗钱犯罪等若干问题。正因为如此，国家及时出台《放贷人条例》，以法律的形式对民间借贷予以规范，赋予其合法身份加以强力监管，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

　　但笔者以为，国家出台《放贷人条例》，并不意味着对民间借贷的全面松梆。对民间借贷合法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转移，我们要给予高度警惕。比如在对高利贷行为的甄别方面，根据《放贷人条例》草案，民间借贷的利率不超过基准利率的4倍，但高利贷发放者在这方面很容易做有效的法律规避。如在出具借条的时候直接扣除高额利息，然后再写上受法律保护的利率或不约定利率，使法院在证据认定上存在很大困难，从而可能导致合法形式掩盖下的非法利益得到法律保护。此外，还要防范以民间借贷为名，实际从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转移财产、洗钱等非法活动。在民间借贷合法化的过程中，监管部门应注意两方面监管：一是对提供资金的个人和机构要充分揭示风险；二也要防止利率过高，不能与法律相冲突。

　　因此，在目前对民间借贷的监控还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国家收编民间借贷宜采取稳步推进的方式。事实上，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草案并未全面对民间借贷松绑，而只是对其中一小部分业已存在的事实进行规范，这也体现了国家对民间借贷审慎放开的态度。对民间借贷承认，并非“一放了之”；恰恰相反，承认之后，政府对其监管更应该“到位”而不是“缺位”。但从长远来看，《放贷人条例》出台后，假以时日，通过实践，民间借贷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将是水到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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