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指望这场关于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谈判和协商能够产生出类似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那样的强制性的、具有约束力的条款，也就是说，未来国际金融新秩序，包括国际货币新格局，最有可能的还是通过各经济体之间的不合作的博弈而产生，这种不合作博弈的均衡点最可能主导未来国际金融新秩序和国际货币新格局的方向

　　李稻葵

　　2008年9月以来，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起源的国际金融风暴席卷全球，美国政府痛下决心，不惜出重拳救市，欧洲政府从隔岸观火的超脱态度迅速转向不遗余力注资、发钞的大营救计划。在金融大营救计划推进的同时，检讨和反思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建立新型国际金融格局的呼声日益高涨，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纷纷呼吁，要求各国政府开始协商讨论建立新国际金融体系的话题。美国总统布什已经邀请世界主要经济体于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金融峰会，中国也在应邀之列。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的利益何在？中国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参与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在考虑中国基本立场时，应特别注意哪些因素呢？

　　当前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基本形势判断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长期以来，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都对现行国际金融格局表现出了各种各样的不满。而现有国际货币和金融格局是建立在布雷顿森林协议基础之上的，它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其中包括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戴维营关于取消美元和黄金挂钩关系的宣言、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主导的经互会(CMEA)可兑换卢布的崩溃以及欧元的崛起。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不少“意见领袖” 和政客将今天的金融危机归咎于长期以来各国货币力图以各种方式与美元挂钩导致美元汇率过高，进而导致美国贸易逆差、信贷过松、美国私人部门借贷过多等情况。发展中国家则认为美元和欧元仍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因此美元和欧元区国家事实上左右着全世界的货币供给，影响着各国的货币政策，因而是导致国际经济失衡的直接因素，同时，它们还认为，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对其本国的金融机构长期监管不力，造成了金融危机，危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

　　所以，世界各国出于不同的考虑，对于当前的国际金融体系都表现出改革的愿望，改革的呼声在金融危机之后达到了新的高潮，各国政府都具有相当的危机感，都希望通过这场危机促成国际金融新体系的诞生。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2008年的世界和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的世界截然不同。当今的世界，没有因为世界大战导致的战胜国和战败国的鸿沟，也不存在着战后初期前苏联、美国那样的绝对霸权。即便在发达国家内部，今天的美国也绝没有战后不久那样的强势地位，而且，这次金融风暴恰恰起源于美国本身，这就使得美国在关于国际金融新体系的协商中远远没有布雷顿森林会议时那样的主导权。

　　即便美国具有极强的权威性，美国国内民众关于国际金融新体系的认知和判断也存在着巨大的偏差，甚至其精英学者，都不一定能直觉地感受到国际金融新秩序的重要性。即使是在危机当前，美国人还会很自然地认为美国不需要其他国家的援助、完全可以凭一己之力化解这场金融危机。在他们看来，美元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升值证明了美国金融体制和美国经济的全球吸引力未减，同样，美国国库券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尽管将有7000亿美元的增发，却反而走俏，收益率下降，民众对此的一个合理推论便是“危机之后，全世界人民出于不同的考虑，心甘情愿地增持美国国库券，美国仍然是世界金融的中心，美元仍然是最坚挺的国际货币”。在这种形势下，即便美国政府有意愿与各国政府谈判，为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努力，其国民和因为竞选而受选民影响的国会却不一定会百分之百地支持这种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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