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茉楠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损失之大、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史无前例。全球金融市场随之陷于无序状态，金融市场失灵、信用市场失效，全球股市、汇市、债市以及大宗商品市场的联动性和风险传递性正在不断增强，并呈现高度共振。危机已从金融衍生产品危机、金融市场危机演化为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此次金融危机何以释放出核聚变式的破坏性力量，它与历次危机有哪些不同？笔者认为，此次金融危机和历次危机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金融泡沫的积累性释放。事实上，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经济金融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经济进入到金融资本主义时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严重地改变了原有宏观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结构，出现经济虚拟化、货币虚拟化和资本虚拟化的特征，这是理解当今全球经济金融的核心问题，也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时代大背景。

　　反思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最大的警示是，金融资本主义失衡发展和经济虚拟化已经严重地改变了原有全球经济运行的规律和结构，宏观政策的目标必须做出重大调整。

　　从宏观角度看，现有经济理论和政策不仅在预测经济危机中屡屡失效，面临危机蔓延升级时的危机治理措施，也往往捉襟见肘。历史经验表明，货币政策过分关注通胀状态和经济增长速度的经济结构基础已经发展深刻变化，必须关注金融资产运行状态。尤其是金融资产运行状态与银行信用的交互机制使得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增强，改变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失效，甚至出现偏靶现象。在金融资产膨胀期，金融资产“名义价值”的迅速上升，为银行信用的过度放大提供了内生性基础；而在金融资产危机期，金融资产“名义价值”的迅速下跌，又造成银行大量堆积不良资产，甚至面临流动性危机。这时即使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然而银行信用的内生性下降造成货币创造不足，也会出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货币形势并存。因此，必须改进传统的货币政策，增加改变政策工具使之能有效改变金融资产运行状态与银行信用之间的交互作用机制，使之向预期调控目标发展。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看，金融资产规模的膨胀要求我们在政策制定中必须高度关注金融资产市场的变化和价格变化。事实上，由金融资产膨胀导致宏观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传导途径、作用效果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货币政策目标不能仅仅关注实体经济目标(通胀、经济增长、就业、国际收支)，而是要同时关注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目标(金融体系稳定、资产价格稳定)。未来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应该逐渐从单一实体经济目标(控制通胀或经济增长)转移到实体经济+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通胀+增长率+金融资产价格与收益率)。通过历史数据，笔者利用回归模型测算，通胀与金融资产价格之间的相关性表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在不同时段有时正相关，有时负相关，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0189。因此必须通过增加政策工具分别加以调控，稳定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

　　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兼顾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平衡的定位，为未来宏观调控指明方向。尽管目前资产价格还不具备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独立调控目标的条件,但是有必要将其作为货币调控的辅助监测指标纳入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视野。在具体政策操作中，央行应尽快建立与资产价格监测相关的指标体系，形成考虑资产价格波动因素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样不仅有利于货币政策为资本市场松绑，也有利于根据市场走向和虚拟资产价格变化对宏观经济影响程度的估计做出相应判断，决定货币政策的力度和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类型，进而构建均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