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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到今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只授予了克鲁格曼一个人的时候,给我的感觉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克鲁格曼是应该得诺贝尔奖的,没有克鲁格曼就没有贸易理论过去30年的发展,他的研究绝对是诺贝尔奖级的。具体说克鲁格曼的贡献集中在对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区位的分析。实际上,克鲁格曼在继1991年因新贸易理论方面的贡献而获得被认为是经济学领域内除了诺贝尔奖之外最重要的奖项——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之外,还曾于2002年与他的一位重要合作者藤田昌久同时获得了经济地理或区位理论研究领域的另一个重要奖项——阿隆索奖。很久以来,经济学界认为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让人吃惊的是克鲁格曼能独享诺贝尔经济学奖。毕竟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往往是2到3个人分享,而这也说明了他在所研究领域的权威性。
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区位分析理论对我国、天津的经济发展有怎样的指导意义?能从中得到怎样的政策性启示?这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学习不是将理论直接生搬硬套,理论研究中的前提假设条件与现实情况有所不同,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建立起适合中国、适合天津的新体系,这也是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比如在国际贸易模型方面,从贸易政策方面来看,完全保护和过度开放都是不可取的。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模式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开放应该是梯度性的,在某些领域应当实行保护性措施。进一步延伸,这也可以分析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关系,比如我国东西部发展,东部对西部全面的开放,而西部对东部则只是部分开放,某些方面要对自己的企业实行保护,这样才有可能协调发展。因此,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不能一刀切,而是要制定差别化的政策。
又如在经济活动区位分析方面,随着工业化大规模生产,单位产品成本不断下降。但是集中还是分散,取决于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与运输成本之间的权衡。目前,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天津面对这一历史机遇如何成为区域的中心?可以用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分析看:第一,随着滨海新区的发展,天津的市场规模在不断扩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进入,“市场接近效应”较为明显;第二,相比周边城市,天津尚未形成“生活成本效应”,要达到这一效应可以通过两方面推进,一是提高名义工资;二是降低生活成本,例如降低住房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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