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革开放30年的对话

　　对话嘉宾 |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东升

　　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 秦晖

　　主 持 | 本刊记者 李岷

　　成就瞩目，任重道远。这8个字也许最能概括中国改革开放处在30年这个历史时点上的状态。而身处不同位置的个体对于30年的内涵又有不同的理解。

　　一个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弄潮的企业家，一个保持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大学教授，《中国企业家》约请陈东升和秦晖就如何理性地思考30年的成就得失与未来中国走向选择进行对话。

　　“政府主导经济”可否持续？

　　相对于民间力量的薄弱，政府意志与权力的强大既是前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也构成下一阶段改革的挑战

　　陈东升：改革开放30年，我认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变化有五个明显的特征：第一，转型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从封闭国家向开放国家转型)；第二，政府主导经济；第三，经济开放稍微过度；第四，新兴经济体，现在正在向中等发展国家过渡；第五，在市场化、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一直有个成熟的老师：那就是和我们的国土、市场特点都相似的美国，我们的很多模式设计、监管体系都是以美国为榜样和参照的。而上述第二点——“政府主导经济”，我觉得是前30年改革开放成就最大的来源。

　　我认为今天世界的版图、今天世界的逻辑是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那一刻开始的。中国的开放从那时就开始了，这种政治上的开放实际上为后来的经济开放做好了铺垫。

　　秦晖：毛泽东时代的开放的确是中国开放的前奏，但是那个“开放”我觉得还不能叫政治开放，只能说是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解冻，不过这对邓小平后来推行的一套东西是很有利的。

　　中国30年来取得这么大的经济成就，我认为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市场经济本身、或者全球化的效率；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低人权”优势。这里的“低人权”不只是“低工资”，实际上是所有市场参与者讨价还价的能力都比较差，利益博弈能力较低，工会、商会、农会等不够真正独立，很多东西都是由政府说了算。在这方面，印度和中国的对比是很明显的，但中国这种体制特别有利于加速资本原始积累。

　　陈东升：“低人权”这个词意识形态色彩较重，建议换一个词。不管怎样讲，这30年政府扮演的角色对中国经济起飞做了巨大的贡献。我对政府角色的评价基于两个出发点：一个是非意识形态评价，一个是务实评价。

　　政府主导经济的核心，就是建立了“两头在外”的中国经济模型。原材料和配件在外，市场在外，中国国内起什么作用呢？就是运用低土地价格、低税收优势、低劳动力价格、还有环境与资源的大量消耗这四大优势来组装。所以有人说中国经济是从搬运经济起家，再发展到装配经济、制造经济。这个过程是以政府为主导、以经济特区为龙头，以招商引资为核心。这已成为中国这么多年来的一个社会现象，也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线。

　　秦晖：我说“低人权”其实并不含褒贬，在这里讲的只是一个事实判断。纵向比较，中国人不管是福利还是自由这30年来都在增长。由于政府权力的无边界，我们在所有的生产要素上都有无与伦比的竞争力。

　　陈东升：我理解你的观点。我早有比喻，说省委书记就是省里的董事长、省长是省里的总经理。什么叫董事长、总经理？他们就是对创造价值的三个要素：劳动、资本、人或者说技术在一个地区进行配置。事实上，在现代化起飞阶段，整个中国都像一个企业一样，考核政绩的核心是GDP。由于这样一个考核的指标，使每一个省、每一个县的领导都变成了董事长和总经理。拉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政府完全走市场经济道路，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企业自己成长，比如浙江是这种模式。还有另外一种办法，作为董事长，我来搞几个开发区，去香港、欧洲、美国开大型的招商引资会。怎么个招商引资法？最核心就是优惠的土地政策，这个他可以说了算。实际上政府和外商讨价还价的过程中，政府的议价的能力是弱的。因为各个地方之间在竞争，他怕别人用更优惠的条件把自己的项目拿走了，于是给更多的优惠。

　　在经济起飞阶段，这种发展模式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反过来讲，一个所谓民主、但经济落后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要进行现代化是很难的，成本太高了。因为民主在西方的进程是和现代化进程互相促动、自然发育的，如果在经济落后国家过早发育这样的民主，实际证明是不成功的，像东欧、俄罗斯。

　　中国走的是自主、自为的渐进式改革路线。中国这30年政局稳定也是取得成功一个很大的因素。政局不稳定，商人马上会跑掉，商人是最怕政局不稳定的。强大的中央集权不是坏事。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期间的盛世都是因为中央集权。

　　秦晖：有一点我和你有点不同意见，我觉得中国和东欧的区别可能不是说渐进和激进的区别。任何一种转轨都是利益格局的重新配置，而利益格局的重新配置在强权之下要比在民主条件下容易。不要片面理解东欧的“休克疗法”，好像一下子就改变一个东西，他们其实干一件事情很难很难，一个企业的私有化谈判往往要谈十几年。有人讲国企改制的“冰棍效应”，在东欧转轨的过程中比比皆是，很多企业就是迟迟转不了，最后拖到破产处理了。老实说，在中国处理这些问题比较容易。所以从这个意义来理解，东欧改革并不见得像你想的那么激进，中国改革也不见得像你说的那么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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