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洪溥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3日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揭晓。现年55岁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有幸获得这一殊荣。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颁奖词特别称赞了他在贸易理论方面所做的工作。1991年，克鲁格曼同样因为其在新贸易理论方面的贡献，获得了美国经济协会专为40岁以下杰出经济学家设立的、两年一度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那年他38岁。从那时起，人们就普遍相信，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克鲁格曼最为关注的领域主要集中于国际贸易和金融，以及与此相关的货币危机与汇率理论。按照国内对现代经济学门类的划分，克鲁格曼先生该算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国际经济学专业的教授。1980年代后期，他也确实和人合著过一本《国际经济学》，首版十年后，这本书的第四个版本被引入中国，旋即成为流行至今的教材。

　　当然，我们中的多数人之所以显得非常熟悉克鲁格曼，主要缘于此前他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成功预言。1996年起，克鲁格曼即公开看淡东南亚地区彼时尚生气勃勃的“小虎队”们，在那本重印八次、印数上百万册的《流行的国际主义》中，他认为东南亚的经济“奇迹”成分根本不真实，大规模的危机即将到来。尽管当时马来西亚政治强人马哈蒂尔对其公开表示了不满，但随后的事情表明，克鲁格曼是对的。

　　除了对国际问题判断准确以外，克鲁格曼关于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其他评论在美国本土也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从1983年起就担任总统经济顾问的经历，另一方面，他饶有风趣、深入浅出的文笔，也让那些看起来让人怕怕的、专业乃至乏味的内容能为多数的读者所喜闻乐见。这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在学术圈、政治圈里，克鲁格曼因为直言和耿介，算不上一个人缘出众的“好好先生”，但在媒体圈里，各家报刊对他都不吝惜溢美之词。《幸福》杂志曾称他是“自凯恩斯以降，文章写得最好的经济学家”。这虽然有过誉之嫌，但他确实也应算是足以比肩老制度学派那些“文学大师”的“文坛新秀”了。

　　克鲁格曼作为公众知识分子的角色最为大众所知，但其最为人称道的，无疑是其对公众关注问题所下判断的准确度，这些准确的结论几乎总有“毒舌”的嫌疑：2000年起，他看淡美元，认为商品市场将出现长期牛市；2001年，他又认为油价可能将进入飙涨；2006年，他呼吁关注美国房价潜在的暴涨暴跌风险；2008年，他又指责布什政府救市措施不力，应对有关金融机构厉行国有化以维护市场信心。他的勇气令他的观点鲜明，直指保守派政客，从不讳言美国经济面临的系列根本矛盾。

　　克鲁格曼的勇气一以贯之。综合考察从1983年他受到费尔德斯坦邀请进入华盛顿，到他1992年为支持克林顿上台所做的表态，再到他近来对保守派政务官的严厉批评。他与保守主义的界限日益清晰，自由派特征日益明显。当然，他也绝不是一味与强力公权力和当事人缠斗，有关政见、评论也颇为讲求实用主义。有时为获得更多受众的支持，克鲁格曼也同样会有意模糊一些关键看法，比如在医疗保障、贸易保护等问题的阐述时，他就精明地保持了和盟友之间微妙的关系。不过，他的勇气仍值得赞赏。民主党人詹姆斯-卡维尔曾这样评价他，“假如我拥有保罗十分之一的头脑和二十分之一的勇气，那我将成为这个世界最幸福的人。”

　　或许该感谢这次肆虐全球的金融风波吧，它至少提示了诺奖评奖委员会一众评委想起了这个一直坚定地以预言萧条为天职的克鲁格曼。尤为可敬的是，面对荣誉，克鲁格曼仍保持了非常平静的心态。他对媒体说：“我们都想得到权利，我们也渴望成功，但是对我来说，最好的回报就是理解带来的快乐。”

　　让我们努力理解克鲁格曼，理解他出众的文笔、睿智的思维、直率的勇气给我们带来的阅读和思考快乐吧。关于其人的文学青年本色，不妨顺便讲个小小的插曲——当网络上关于克鲁格曼获得经济学奖的消息传来，我的一个朋友开玩笑说，或许，这个克鲁格曼，最该得到的是文学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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