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

　　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认为应当授予克鲁格曼。因为他对“东亚奇迹”的增长模式曾提出过“难能可贵”的质疑，很多人在评选前都认为他预见了1997年的东亚危机。但他失之交臂。以后几年，人们没有再把他放在重要的候选人行列中，尤其当他担任了《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以后，很多人甚至认为他从此离开了诺奖的候选人的名单之列。

　　上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对新贸易理论独到的架构和后期在空间经济学理论的拓展，常常在学校的学术报告会上听到，当初人们对他的学术评价是：洞察问题的意识敏锐，逻辑明晰，但模型的致密性上，留下了很多发展的余地，这也让很多年轻人能顺着他的思路，作出很多理论致密的高质量的研究，后来的一些成果极大丰富了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的学术价值体系。在国际金融理论方面，他的贡献也同样反映了他对问题本质的洞察力上，这可以从他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的内在机制描述上就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也许人们会说，因为他是“克鲁格曼”，才能够以“大众经济学家”的形象而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

　　虽然今天我们正处在又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漩涡中，此时他的获奖即在情理之中，但还是让人感到有点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是他在开放经济学领域上独到和广泛的贡献，获得诺奖一点不为过，意料之外是学术贡献中并没有提到他对货币危机理论的贡献，尤其在当今全球危机的特征需要经济学家继续去解释它的内在规律的时候，没有对此评价，有点让人感到少了点什么。这也可能就是诺奖评价的学术标准和大众心理的不同之处。而且，这也许是诺奖“神秘”和“严肃”性的具体表现。

　　事实上，关于货币危机的理论曾经产生了三次变化，并且很好地解释了包括1992年欧洲货币联盟的危机和1994年墨西哥危机以及1997年东亚危机在内的历史上发生过的数次危机。不管怎样，是克鲁格曼，首先揭开了货币危机的面纱——人们称之为“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它揭示了和固定汇率制不配套的政府的财政扩张政策，不断消磨了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最终必然导致固定汇率制崩溃这样一个原理。这个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指出了危机的发生，完全来自于投资者按照自己理性预期而做出的行为。与这个理论相对应的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却强调了危机的出现是投资者预期的变化迫使经济走到了一个坏的均衡点这样一个原理。因为它不是由宏观经济基础条件的恶化所引起的，所以危机的爆发是突然的，无法预料的。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关注到了金融脆弱性和货币危机发生的内在联系，如国际资本的挤兑行为等，就可能使一个国家的银行危机转变为货币危机，甚至能够解释为什么一国的货币金融危机会传染到本来不会发生危机的另一个国家，从而最终形成地域层面上的货币危机。

　　克鲁格曼在每一次的危机理论发展过程中，都撰文拓展自己第一代货币理论的思想去解释当时所出现的新的变化。他认为，只要引进“道德风险机制”，“未来预期的形成机制”，自己的第一代理论能够演变成第二代和第三代危机模型。尤其是对日本泡沫经济崩溃(金融危机)现象，他第一个所作出的“流动性陷阱”的剖析，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他坚持学术思想的连贯性而感到钦佩不已。尽管他个人后来对自己前期理论的“捍卫”没有像新贸易理论那样，在学界引起广泛的共鸣，从而产生很多的追随弟子，反而，人们在与他的“传统”危机理论的比较中，更喜欢接受其他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可是，他自己还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论能经得起不同时代数据样本的考验。我想，这也是诺奖经济学家所应具备的那种内在的、对真理追求的执著性。甚至可以坚信，人们在研究今天全球金融危机的问题时，一定会想到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也是我为什么对这次没有提到克鲁格曼的货币危机理论贡献而感到的一点点遗憾的原因。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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