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

　　近期美国股市连续多个交易日下挫，在短短的几天里下跌逾20%，形同崩盘。在下跌过程中，9日道指又跌穿了一个重大关口，自2003年以来收盘首次跌破9000点。

　　很明显，恐慌情绪在向更深更广处蔓延，鉴于危机短期内的负面影响如此之深覆盖面又是如此之广，从政府到企业乃至公众对于危机的恐惧无疑可以理解，但从实证经济学的角度看，危机于社会整体经济的正面意义却也不容抹杀，正是这些潜在的正面影响为下一次经济波峰奠定了基础。

　　简单地在波峰阶段享受经济繁荣的诸多好处进而赞颂诸如“全球化”“自由经济”这样的时髦词汇，而一旦经济陷入低谷就开始“反思”和“批判”，这样一种短视的思维方式与评价体系无疑会扭曲对经济现象的客观判断。审视危机，我们需要“放宽历史的视界”。正如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在大萧条之后做出的部分改变一样，可以预见的是在本次危机之后，诸多经济参与者与社科类学术界将在实践与理论层面的细节性反思。

　　首先是，各国政府对于经济外部环境的敏感度会大为提高。这是因为此次危机沿着全球经济关联的路线进行，与世界经济联动性越大，受到的来自危机的冲击也越大。这意味着各国政府尤其是出口导向型国家会着重挖掘内需(如中国的农村改革)，以应对潜在的经济波动，从而为减少来自外界的金融与贸易冲击，会有更多的程度不同的金融防火墙相继建立。预计这不会成为保护主义泛滥的一种体现，因为毕竟外部的市场潜力仍然庞大。

　　而对内需的挖掘必然会追溯到收入分配均衡的问题，为了让国家经济更好地面对经济波动，最好的做法是减低收入分配的不均等，这实质是提高了更多民众的生活水准。这其中的内在驱动是，政府的决策行为并非来源于分配伦理的指导，而来自于内外部的政治需求冲击与自身现实考虑双重压力，外部经济冲击正好促进了这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危机可能促使收入变得更均等了，即世界更注重分配公平，市场效率可能退居次席。而于长期享有货币霸权最终对之过度使用的美国，将不得不在即将到来的国际货币多元主义时代重新定位自己，但可以想象，努力维系其综合性霸权的倾向不会改变。

　　其次，是对企业治理的影响。最近，美国国际集团(AIG)获得政府提供的850亿美元“救命钱”数天后，这家全球保险业巨头的高层管理人员竟然花费44万美元赴加州豪华海滩度假胜地消遣，这引起了很大争议。事实上，华尔街的薪酬问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为了避免类似危机，金融高层需要更合理的薪酬设计来避免其过于冒险的决策驱动。而其他行业的公司决策，市场行为的多元化和融资行为的多样化也会更加普遍，换言之，公司的风险管理会更加审慎，以提高危机的承受能力。

　　最后是学术界。可以想象的是，诸如风险管理风险评估之类的新的计算方式会加快出现，而对金融产品定价的链式反应不足的原有诸多资产估价模型也将被更新。经济学家会尝试用新的学说重新解决危机史，以便进一步为危机阶段的政府决策提供新的指导。

　　无疑，诸多改进的远期效果是政府、企业和学术界对于危机认识的多维角度的扩展，以及其在行为上短期趋于保守的审慎式改进，这样的效果是社会整体对于经济波动承受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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