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美国次贷危机全面升级，可能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动荡，全球金融格局也可能因此而发生改变。中国金融业挑战与机遇并存，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任重道远。针对这些问题，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联合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近期举办了主题为“动荡时代的金融创新与稳定”的“2008中欧-华安锐智沙龙”。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的宗旨是致力于为金融企业、金融监管部门、立法机构提供一流的研究、咨询和培训服务，成为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现代化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研究院学术力量强大，首任院长由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担任，学术委员会成员包括吴敬琏、许小平等专家学者和金融高官。

　　在这里，我们发表吴晓灵和吴敬琏在“2008中欧-华安锐智沙龙”上所做的主题演讲(由本报评论员曹理达和周慧兰整理)，以飨读者。

　　经济模式和资本市场，这两个概念看上去距离很远，我却试图把两者联系起来。我总的看法是：如果我们的增长模式不转变，那么，由流动性过剩转向流动性短缺，将是转瞬间的事。我的论点可以概括成为三句俗语，第一句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第二句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第三句话是“强身健体，自求多福”。

　　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存在根本性问题

　　去年以来，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我国的通货膨胀加剧，股市房市摇摇欲坠，企业成本上升，出口企业定单减少，等等，出现了很多问题。有人认为这是突然爆发的，但我认为不是这样，现在的局面可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全球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由来已久。国外学者关于世界金融系统出了大问题的议论，我至少听了10年。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当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但它有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储蓄率太低，从来没有超过10%。这样低的储蓄率怎么维持经济的运转呢？美国政府是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以这种方法借全世界的钱来投资和消费，维持美国居民很高的生活水平。这就造成了全世界的流动性泛滥，而美国则把自身的经济问题，转嫁给了其他国家。

　　美元大量发行，就会贬值，所有持有美元的国家都承担了贬值的损失。格林斯潘在任期间，就反复用大量发行美元的办法来支撑美国的繁荣。格林斯潘曾引用耶鲁大学席勒教授的说法，把这种繁荣概括为“非理性繁荣”。美国股市一下跌，格林斯潘就转向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美国在电子商务领域不断创新，催生了网络泡沫；网络泡沫破灭后，又出现了金融创新，次贷就是重要的金融创新，每次都是采用信用扩张的办法，把市场撑起来。这种状况是高处不胜寒，泡沫总有一天要破，泡沫越大，破裂产生的震荡就越大。

　　美国的问题是世界国际金融体系里的根本性问题，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好的办法可以解决。美国一些有责任心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都曾表示，美国这样的发展模式，不但会害了自己，而且会害整个世界。但这种观点并没有使实际状况产生多大的改观。而其他国家的人也没有想到办法，去改善现有的国际金融秩序。现在的局面，就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金融系统崩溃的结果。

　　我们是美国的债主，作为一个穷国，每年大量补贴美国人的高水平生活。我们早就应该发现这个问题，现在我们要有自己的应对策略。

　　在美国金融陷入严重危机的情况下，有人说，我们应该脱离美元，或者建立人民币的货币区，这也许是可以努力的方向。但我也许比较消极，我认为，尽管应该为人民币地位的提升做出努力，但短期恐怕还不能马上做到，这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亟须改变

　　现在沿海地区的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形势，相当困难。宏观经济也存在很多问题。有人认为，没有人会预想到2008年会出这么多的情况，政府里面有人这样说，经济学家中也有人这样说。但我不能认同这种看法。

　　实际上，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就一直在说我们的增长方式有问题。我们的增长方式一定会造成内外失衡，现在就是内外失衡一起发生。我们的增长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靠要素投入支撑增长，二是靠出口需求弥补国内需求不足。从宏观的经济角度来看，靠投资支撑增长，会使得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下降，而且投资的效率也不断下降。同时，如同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克鲁格曼所预言的那样，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将会使得金融系统变得非常脆弱，金融系统里潜在的不良资产大量积累。针对投资拉动型经济模式带来的效率下降和需求不足，亚洲人发明了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出口导向，用政府的力量来推动出口，采用适度保护政策，一个很重要的办法是本币低估。

　　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是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并行，1994年外汇改革后，人民币深度贬值，这就标志着全面转向出口导向政策。我们和其他采用这种政策的国家一样，在成功执行这种政策十年、二十年后，无一例外地出现外汇储备大量积累、本币升值压力增加，以及贸易摩擦加剧。

　　面对这些困难，经济学家想出的解决办法是实行汇率形成机制的自由化。可是，要实行这样的政策，就跟原来形成的利益集团发生冲突，改革很难进行。历史上的台湾和日本，一度要实行利率自由化，结果改革未能完成。

　　2003年开始汇率改革的讨论，我赞同余永定教授的观点，主张尽快实现汇率浮动，不要怕人民币升值。要给出口企业压力，促进他们技术升级和产品升级。而如果不让人民币升值，唯一的办法就是央行出手干预外汇市场，收购外汇。但是，让人民币升值的建议遭遇到了原来的利益格局的阻碍。出口企业、出口地区的政府，以至到中央有关部门，都不赞成。于是在2003年，央行大量收购外汇，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3年大概每天收购两三亿美元，后来就迅速增加。在2004年末到2005年初，决策层也认为保持固定汇率不行了，要升值。所以在2005年3月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就宣布，我们要进行外汇改革。

　　升值到什么程度才不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呢？这个方面的研究很多，到了2005年7月21日实施升值，升幅是2%，然后缓慢升值。在2005年的三四月间，有一个讨论，国内大多数人都主张缓慢升值，也有人主张一次性放开。缓慢升值的好处是减少冲击，坏处就是有升值预期，会有热钱流入，加强了升值的压力。在汇改之后，央行收购越来越多，很快达到了每天收购七八亿美元。到了2006年12月，我们的外汇储备超过了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在人民币小幅逐步升值的过程中，释出大量中央银行高能货币。于是跟日本、韩国、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故事一样，大量货币发行导致流动性泛滥，结果不外乎是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资产价格上升，泡沫形成；二是CPI上升，通货膨胀；三是前二者兼而有之。

　　中国的情况，先是房价格和股价猛烈上升，这从短期来看是好事，股市如此繁荣，人们都发财了。不把它看成泡沫，而把它看成形势大好，这就潜伏着崩盘的危险。到了去年的7月，通货膨胀率到了5.6%，就又出现了争论。一种观点是货币主义的，认为当时的通胀是货币现象，是总量现象；另一种观点叫做结构性通胀，认为核心物价指数很低，通胀是结构性、输入型的。后一种意见后来占了优势。到今年年初，CPI达到8%以上，仍然是这种观点占主导。

　　现在，股市、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而CPI居高不下。现在CPI用各种方法管住了，和PPI倒挂，变成一个疑难杂症。我认为，现在要对付这些短期问题，当然需要用短期政策，比如说央行的货币政策，还可以搭配财政政策，这都是短期调节。短期调节的目的是把情况稳住，但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根本的问题是增长方式，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要转变增长方式。我们要标本兼治。转变增长模式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制度性障碍。所以，要真正能够实现转变，就是要推进改革、消除这些制度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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