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政、松绑、减税、放贷

　　要真正破解目前中小型企业的危局，需要从政策和制度的层面入手，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而我以为,目前解决中小企业的困境可以归纳为八个字：改政、松绑、减税、放贷。

　　在中小型企业野生阶段，政府对它们并没有太多的限制。而如今，在加强管理的名义下，多重管理机构个个如狼似虎，把中小型企业的市场准入成本无限地抬高。可以说，就目前情况来说，任何一家中小型企业，要推出一项新产品，不拿到10张以上的许可证，是不能投放市场的。而这些名目繁多的生产许可证，打的旗号是管理，实际上就是收钱。每一张许可证的发放，与其说是政府在管理，倒不如说是企业花钱买政府官员的管理寻租权。

　　这些管理上的强制措施，首先抬高了企业的市场准入门坎，其次使企业自我抬高了产品的成本，再其次，就是加重了官员的腐败。随着中小企业生产成本的不断增加，又造成了生产伪劣产品的地下工厂泛滥。

　　建国初期，老一代经济学家孙冶方和徐雪寒在研究了三四十年代的实业管理政策后指出：对目前依然存在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府最简便的管理政策是：轻税重罚、轻管重处。即在建国初期依然需要民族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对其企业采取较轻的税收。而对于其生产过程，则不与干涉。国家政策的着眼点是：只是管理企业所进入市场的产品。如果出现伪劣假产品，罚到再没有敢效仿者。这一政策，对于鼓励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缓解建国初期的紧张的局面，功莫大焉。

　　而目前，我们现行政策则恰恰相反：重税轻罚，重管轻处。政府过多干涉的是企业的生产过程，而对于进入市场的产品质量则倒在其次了，这种倒挂是寻租的乐园，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也是导致中小型企业一遇风吹草动就陷入危局的制度原因。

　　要根治上述情况虽然还很难，但是政府如果在税收政策上加以调整，则会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目前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减税是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刺激企业增加供给的有效政策手段。

　　中国三十年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简单地说，最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而不是拘泥于以往的既定政策。改革初期野生的中小型企业，所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没有政策比有政策好”。

　　因此，改革到今天，面对着中小企业的倒闭潮，破解的办法还应该跟三十年前一样。官方权威政策的方向要顺应民间自发的努力，全面对中小企业彻底松绑，把强化管理的政策放在产品而不是生产过程上。

　　从国际的经验上看，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经济疲软，大企业解雇工人，失业人数上升。地方银行和信用社就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和用款辅导，政府资助社区学院为中小企业提供管理培训，促进中小企业——即使三两个人的夫妻店——提高管理效益，增加雇员和提高经营效益，用中小企业减缓了经济衰弱对社会就业的压力。

　　而我就始终想不通，中国作为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和税收的世界制造工厂有什么不好的，怎么这两年在学界“中国制造”成了贬义词？实业救国是百年中国有识之士的共识，没有产业和实业的民族一定是一个没有脊梁的民族。一个现代国家必须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财富和人口分布，这是发达国家繁荣稳定的重要经验。让中产阶层成为主体，增加人们的资产收益和普遍财富，社会就会稳定。而千百万中小企业正是中产阶层的孵化器，破坏了这个孵化器，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呢？

　　我感到最担心的是，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着市场经济奔了几十年，市场经济也给中国带来了几十年的繁荣，怎么忽然间，全国中小企业就进入到了死胡同？这样的转变是如何从上到下微妙地发生的，我没有仔细研究过，但我知道，这样的转变威胁着中小企业的生存，威胁着劳动者的就业，威胁着中国的稳定，再这样压下去，会压出巨大的社会问题，完全可能会使三十年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

　　(作者系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副理事长、云南省政协常委、云南红酒业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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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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