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些国家的经验，伴随经济高速发展的高储蓄率可能的持续期大约是25－30年的时间，然后储蓄率就开始下降。中国已经经历27年的高速增长，高储蓄率是否会发生变化不得而知，但是在现在的基础上继续大幅增长的可能性应该不大。按照生命周期理论，随着劳动力“红利”逐渐消失，高储蓄率会下降，甚至会变储蓄为支出。

　　在劳动力投入方面，也有供给的极限。关于劳动力“红利”即将结束的问题是有比较权威的研究的。而且近几年沿海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和“劳工荒”的出现，已经开始证明，在目前的技术水平和产业结构下，劳动力的供给已经发生变化。

　　我们的结论是，大规模资本投入增长和劳动力投入增长都将遭遇储蓄率和劳动力“红利”的瓶颈。如果投入逼近基本资源的约束，如果没有其他的突破，靠不断加大投入规模支持的规模效应递减状态下的经济增长，将不可持续。

　　粗放型增长方式也增大了能源的制约条件。高投入的增长方式忽视高耗能高污染，能源使用效率大大低于国际水平，不但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也非常不利于应对当前的高油价危机。

　　发展模式与发展阶段的变迁

　　中国经济已经完成高速起飞的经济发展阶段。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需要经历新的变迁。在经济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开创中国经济市场化发展的方向。“农村土地承包制”的改革、价格体制的突破、国有企业的体制变革、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加强了竞争。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制度性的改革成为根本性的动力因素，并奠定了此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世纪80年代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是以制度进步为基础的。没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根本性制度变迁，就不能解释在没有巨大资本积累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如何能够实现改革开放初期的高速增长。

　　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变成硬道理。发展被理解为增长速度。本来追求经济高增长的目标也没有问题，问题在于，我们需要的是长期可持续的增长，而不是心浮气躁的，不顾一切甚至牺牲子孙后代和国家未来发展的“高投入”的粗放式短期增长。特别严重的是，在大力推动GDP增长的同时，不但没有深入地解决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反而在某些方面扭曲了市场经济的原则，制度的变革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

　　国际的经验显示，发展模式要适应发展阶段的变化。上世纪80年代相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性进步推动了经济增长，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高投资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依靠投资推动的增长模式面临资源瓶颈，带来经济结构扭曲以及各种新的矛盾和不平衡。因此，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抛弃“粗放式”增长的发展模式，进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移，进一步变革经济制度，创造经济持续发展的更好环境，就成了我们目前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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