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熊仁宇

　　近日两则关于增值税转型的消息引人注目，一则是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正抓紧研究增值税转型在全国范围内推开的具体方案和办法；另一则就是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范围将扩大至四川地震受灾严重地区。如果说启动增值税改革呼吁有年而让人判断疲惫，那第二则新闻则显得更为实际。增值税转型似乎真的要有实质性的突破了。

　　此次财税部门将增值税试点扩大至汶川地震受灾严重地区，并不是原有试点地区方案的简单复制。从政策执行的效果上看，地震灾区所享受的税收优惠的力度更大、范围更广、效率更高。这里不仅显示出国家对受灾地区的照顾，也可能意味即将推广到全国的增值税改革极有可能采取这种比试点方案更为优惠、更加彻底的改革方案。这也是学界、企业界等更为欢迎的，而其中的成本就将由政府承担，短时间内带来税收收入下降在所难免。

　　从理论上说，这次增值税改革是一场迟到的修正，我国的增值税体系从一开始就是带着问题出生的。世界上大多数执行增值税的国家都是对商品和劳务共同征收，而我国的1994年新税制却只对商品征收增值税，而对劳务则保留征收营业税。重复征税的现象仍然在劳务领域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它切断了抵扣的链条，无法发挥增值税环环抵扣的优势。此次的改革并未涉及到这一根本矛盾，而是指向了增值税制设计中的另一大缺陷，即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出现是有历史背景，在1993~1994年正是我国经济过热的高峰，税收上甚至一度开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2000年停征)进行调控。而生产型增值税能对企业投资产生明显的抑制作用，在这里短期化的税制设计思路导致了其后潜在矛盾长期化。

　　国税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曾撰文指出，当初之所以设计出这样一个略带遗憾的增值税税制，原因在于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配比例限制了劳务领域的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型，“无可奈何”的评价也显示出了财税官员对于增值税制度短板的遗憾。此后相关部门一直在酝酿对这一政策的调整，而鉴于增值税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这一调整一直受到宏观经济形势的制约。1998年开始的通货紧缩需要增值税的稳定来保证，而2003年开始冒头的通货膨胀苗头又要求生产型增值税继续抑制投资，改革一直拖到了今天。

　　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对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保证作用毋庸置疑，但增值税毕竟是我国第一大税，它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也存在正负两种力量。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有着两方面的潜在风险：第一，综合来看这是一次减税的改革，财政收入的减少在所难免，对政府承受能力是一个考验；第二，这一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刺激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由此带来的价格上涨和经济过热的风险也是需要准备的。

　　从这两方面的风险来看，现在的宏观经济形势正是推动这一改革的最好时刻。我国的财政收入长期以超过GDP增长的速度增加，仅仅今年上半年财政盈余已经超过一万亿。财政收入的过快增长引发了人们对政府占有过多经济增长成果的质疑，减税让利于民是大势所趋。此外，经过一段时间的生产恢复，我国农产品价格逐渐稳定，同时国际油价也在深幅回调，推动我国通货膨胀的两大因素正在逐渐减弱。而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我国经济下行的风险正在加剧，亟需政策上的实质利好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增值税的转型在这一时刻正当其时，它一方面能刺激企业加大投资、升级技术，缓解经济衰退；另一方面让利于民，共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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