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供给管理”的新思维

　　新京报：你参加了国务院专家经济座谈会，会上你发表了哪些观点？

　　李稻葵：我阐明了一贯的观点。关于宏观经济形势当前碰到的问题，恐怕是过去30多年以来最复杂的一次，过去30年我们是反复控制经济过热、控制总需求膨胀，但这次和以往遇到的问题不同，这次不仅是总需求膨胀的危险———外汇储备的增加和外资的流入导致本地货币存量持续上升，更重要的还是总供给受到外部的冲击。

　　新京报：通俗讲如何？

　　李稻葵：说明白一点就是企业成本结构大幅度改变，企业承受着成本大幅度上升的压力，当生产者的生产意愿下降，就是总供给曲线在回收，社会有效供给在下降。如此一来，物价水平就会上升，整个经济增长率就会回落。

　　我的核心观点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是总供给的问题，而不是总需求的问题。宏观调控新的课题是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拉动供给，中国需要供给管理的新思维。

　　新京报：供给管理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李稻葵：其核心就是要进一步改革，用各种各样改革的办法，帮助企业化解成本上升的压力。这不仅是为保障经济增长也是为以后的发展奠定机遇。

　　新京报：为什么更应关注供给方呢？

　　李稻葵：有两个理由。一是供给是更根本的、更长期的。外资涌入冲击是短期的，在未来半年或一年内会逆转。外资一跑，货币发行量就下去了，对供给方的冲击就消失了。政府在这方面也比较有经验了。

　　二是如果我们的眼光总是放在总需求管理，那么结果就有两个，要么物价压不下去，要么把物价压下去的同时GDP增长速度也比较低。但如果处理好供给方的问题，是双赢，既能增加产量，也能控制物价。

　　降低企业成本应对通胀冲击

　　新京报：企业成本的冲击来自于何方？

　　李稻葵：来自三个半成本的影响：一是劳动用工成本在上升。其远远高于物价上涨率，这不是因为劳动者工资谈判能力的提高，而是农村劳动力逐步转移到城市的二元经济调整过程，已到了新的转折点。农村富余劳动力减少，城里的工厂在吸引劳动力时要付给更高工资。这就导致两个结果———劳动用工成本上升和农村农产品供给量下降。

　　新京报：另外两个半呢？

　　李稻葵：二是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全球的需求量在上升，供给相对不足。三是节能环保成本在上升，冲击企业的运作。

　　最后，还有半个成本因素，财政税收的包袱对于企业不断加重，这也对企业的供给产生冲击。这半个成本，部分是人为的。

　　新京报：怎么解决供给方的问题？

　　李稻葵：近期提高部分纺织品出口退税是最直接的措施，对冲国外出口市场萎缩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解决供给方问题，从根本上讲要从体制上和制度上下工夫，帮助企业提高效率。

　　比如说要推进财税的改革；增加对一些中小企业的贷款，尽快出台面向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措施，推动这种金融机构的建立。在劳动用工上也要下工夫，允许地方城市逐步放开对户籍管理的约束，让农民工成为城市里的普通公民，增强其进城务工的积极性，这样工资成本就会下降。

　　新京报：价格改革也需要同时进行吗？

　　李稻葵：要放开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从能源、木材，包括成品油等都要逐步放开。如果不放开价格的话，不仅不能调动生产者积极性，而且会扭曲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一些耗能性的企业和技术就很难退出。还有要进行反垄断的改革，对一些行业要放开。

　　□本报记者 丁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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