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此次通货膨胀到底是“太少猪肉”还是“太多金钱”造成的，还需要看接下来几个月的数据才能盖棺定论。

　　文/《小康》特约撰稿Michael Pettis

　　中国的通货膨胀问题是近来最受瞩目、也是专家们争论得最火热的一个经济问题。

　　对于造成此次通货膨胀的原因，学术界和政策界中都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也相应地存在着各自不同的政策建议。

　　一种解释认为此次通货膨胀都是“猪肉惹的祸”。

　　“猪肉论者”通过指出一系列确凿的数据(大部分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上升可以由20%的食品价格上涨来解释，且非食品商品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继续保持在2%以内)，结论出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只是由暂时的食品供应短缺所造成的，并将随着食品供应问题的解决而得到缓解。

　　然而，“猪肉论者”却并不认为中国政策制定者因此可以高枕无忧。他们认为，数月的高物价可以导致人们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当这种预期的变化改变了人们的日常行为的时候，真正的通货膨胀就很可能到来。温家宝总理也表示了同样的忧虑。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制造能够使食品供应尽快转上正轨的动力，并且尽可能地消除人们对通货膨胀的预期。

　　与“猪肉论者”的观点截然不同的，是“货币论者”。《金融时报》曾发表了美国麻省理工大学Keneth Rogoff教授的一篇文章，称“那些认为造成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太少猪肉’，而非‘太多金钱’的观点，是严重错误的。”

　　“货币论者”认为，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由过于放松的货币政策所造成的。

　　中国人民银行要保持人民币的兑换水平，就要大量地购买涌入中国的外币。这些购买是靠制造更多的人民币或各种债券的形式来实现的。这些新制造的货币或债券通过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渠道流入国内投资市场。国内投资的旺盛转化为工业生产的旺盛。剩余的生产能力转化为出口的增加，从而为中国的贸易顺差又添一笔。

　　正是在这种循环的效应中，中国在过去的5年里不断出现了高水平的贸易顺差与高额的外汇储备。这造成了中国出现了过于放松的货币政策下所有可能出现的症状：过低的真实利率、过高的投资水平、过热的股市，以及最终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

　　然而“货币论者”如何能够辩驳“猪肉论者”雄辩的数据呢？

　　“猪肉论”的逻辑中有一个漏洞，即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虽然上涨不大，但并没有下降。按照经济学的理论，食品价格的上涨会引起人们在非食品类商品上花费的 一部分转移到食品上来，从而会造成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的下降。

　　在理想的状态下，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下降总量应该等同于食品的价格上涨总量。这种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并不准确地存在，但确实存在着一种把非食品类商品价格向下压的力量。

　　在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中，非食品类商品的价格非降反升，即使上升幅度不大，也暗示了很大的问题。

　　笔者认为，恰恰是食品供应的短缺掩饰了货币政策所带来的通货膨胀问题。换言之，正是由于这种非正常的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通货膨胀才未在非食品商品的价格中立即显现出来；一旦食品价格停止大幅上涨，通胀压力将在更广泛的商品与服务价格上显现出来。

　　笔者认为，此次通货膨胀到底是“太少猪肉”还是“太多金钱”造成的，还需要看接下来几个月的数据才能盖棺定论。

　　如果结论不幸地证实“货币论者”的观点正确，那么这几个月的继续放松的货币政策将给中国经济造成更加困难的局面，而到时候唯一的解决方法——货币的大幅调整——也不是奉行渐进主义的中国财经政策的决策者们愿意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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