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余个配套规则无一出台背后的潜台词是，没有配套规则，《反垄断法》如何以及靠什么实施——专家的如此判断让人大跌眼镜。如果没有配套规则法律就实施不下去，那么到底法律是“上位法”还是配套规则更有法律效力？毕竟，任何法律的配套规则都是为了辅助而非替代法律的实施，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造成配套规则比作为“上位法”的法律更有法律效力尴尬局面的原因是，《反垄断法》的规定太过原则化，以至于在实践中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国家对于反垄断不仅有着丰富的经验，还有着几十万字的法律文件，有着无数个案例和指南，作为反垄断执法的依据”。

　　这其实与立法的理念有着直接的逻辑关联。一直以来，我们立法的惯例是宜粗不宜细，虽说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立法原则有其独特的智慧所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年代，如果法律规定的过细，会成为发展的致命障碍，难以实现法律“原则性和灵活性并举”的实施效果。但是，当我们的社会迈入“精细化管理和规范”的时代，粗线条的立法难以勾勒出细线条的社会生活，法律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甚至有成为一纸空文的可能。

　　为了让法律不至于成为空文，就得通过形形色色的实施细则、配套规则来完成原则性法律的“具体化”。可问题是，太多的法律实施配套规则，其实都是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甚至红头文件作为载体。如果立法的目的在于规范行政权力，那么由行政机关制定的实施细则或者配套规则，实际上就会成为违背基本程序正义的“自我规范”。

　　粗的法律和细的配套规则，实际上颠倒了两者的效力关系，让配套规则成为事实上的“上位法”，而行政部门也就成为法律的制定者。这样本应由人大制定法律所能避免的“部门利益法制化”，就会以一种冠冕堂皇的方式“借尸还魂”。当一部法律的威力总是要靠实施细则或者配套规则来“狐假虎威”时，这样的法律已然是一部失败的法律，不能不说是立法的悲哀。

　　(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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