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量需求管理与供给结构管理

　　须及时改善或强化

　　 由于长期高速经济增长中积累的矛盾和国外经济环境的变化，从经济周期的观点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目前已经越过繁荣周期的峰值，开始进入常态发展时期。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我们正在经历着本轮经济周期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确实面临着经济增长率下滑的威胁。如果要实施严厉的紧缩政策，通货膨胀可能得到抑制，但经济增长率下滑将影响中国长期发展，但如果要刺激经济增长，又有可能使通货膨胀更加严重。这就增加了宏观调控的难度。因此，我国本次经济周期以来一直实施的单向的和短期的总量需求管理政策，应该加以适当调整。

　　 从紧的货币政策还应该继续实施，但力度不宜继续加大。

　　 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是本轮经济周期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紧缩银根、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存款准备金率，已经从2003年的6%提高到现在的17.5%。

　　 在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中央银行已经先后15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力度已经相当大。应该说这种从紧的货币政策对抑制价格总水平的过快过大上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也应该看到，由于中国处于转轨过程中的市场体系仍不完善，货币政策应用到一定程度，它的作用将会弱化，反过来还会因为银行流动性不足而影响经济增长。2008年上半年，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的增速为15.2%，但同期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则为26.3%，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增量的资金来源主要不是来自于银行贷款而是自有资金。在这种情况下，继续通过更加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抑制银行流动性对治理通货膨胀的作用是有限的。

　　 从具体手段上看，存款准备金率继续上调空间现在已经很小，再进一步的紧缩只能是提高利率，但提高利率一方面将影响居民的消费意愿，另一方面又将加大企业的负担，同时还有可能加大国外货币的流入，使用起来要格外慎重。

　　 稳健的财政政策不但应该注重财政支出的使用，还应该重视通过应用税收杠杆，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近些年来，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得非常快，在目前企业相对困难的情况下，适当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国家可能在短期减少一些税收，但从长期来看，企业发展了，国家税收将增加得更多，这就是供给学派所说的“减税导致增税”。

　　 从2008年开始，我国开始实施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一般内资企业的税收从33%下调到25%，而三资企业的税收则略有提高，内外资企业实行了统一所得税率。

　　 由于内资企业的规模远远大于三资企业，所以从总体上看这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减税。这次税改并不是为宏观调控而实施的，但却在客观上起到了减税的效果，在企业经营普遍遇到困难的时候减轻了企业的负担，支持了它们的发展。而对于原先享受低税率优惠政策的企业，新税法实行后也有5年的过渡期。这是我国经济在2008年仍然保持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我国目前特殊的经济环境，我国目前在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时，仍要注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松紧搭配，货币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应该适当偏紧，而税收政策(尤其是对企业的税收政策)则应该适当放松，除了已经实行了的减税措施外，还要考虑行业和某些企业的特殊情况，制定相应的优惠措施。如对于石化企业缴纳的资源税，考虑到它们在国外油价高涨的情况下的负担，就可以在短期内进行一些调整。对于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外向型企业，可以考虑在出口退税方面给予更多的优惠。近年来，我国对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已经从以地区优惠为主逐渐发展对部门和行业的优惠为主，这种调整是合理的。税收部门应该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对于宏观调控的参与度，通过科学和合理的税收安排，为平稳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要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我国的市场化进程。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是制度创新，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中国长期稳定的高速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很多人都在强调政府救市，救股市、救房市甚至救企业，都成了政府的责任。政府当然在经济发展中负有重要的责任，如果一个地方的政府通过招商引资把企业投资吸引来之后，又对它们的困难不管不问，那肯定是不对的。

　　 但问题在于，政府应该如何对企业负责，负责到什么程度？这就和市场的发育程度有关，和商品的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化的进程有关，而商品市场化或者跌幅过大、要素市场化以及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又直接关系到全社会的经济效率。当股市涨幅过高、房地产已经从改善人们居住条件的产业变成一种重要金融投资市场时，经济资源的配置就会恶化，社会的经济效率就开始下降，而这种效率的下降恰恰是和市场化不足、市场体制不够完善相关的。

　　 因此，越是在经济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注意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体制上的弊端。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相比，市场化改革属于更为长期的经济政策，但要治本就需要更进一步的改革。我们的资本市场建设、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价格政策、产业政策、能源和环境政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政策等，都应该和市场化改革联系起来。反过来，市场化进程推进后，宏观政策有了更好的微观基础，我们也就有可能实现更加持久的又好又快的经济发展。(刘伟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蔡志洲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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