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慎用货币政策治理本轮通胀(2)

　　中国通胀形成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以能源食品需求过剩为背景的输入型成本推动”。

　　虽然不存在总体的需求过剩和供给不足，但是在能源和食品领域，中国的确存在供不应求的状况。全球铁矿石、石油涨价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至少在舆论上，“中国需求”是一个被炒作的题材。能源、原材料和食品价格的上涨，是推动我国CPI和PPI上涨的两个轮子。大宗商品推动了PPI的上涨，食品推动了CPI的上涨。

　　对于这种成本推动、局部需求拉动、输入型通胀的治理显然不太容易，因为中国对能源和食品的需求不太容易压下来，就算中国实际需求下来了，全球大宗商品和粮食价格也未必会下跌，因为对这两类全球定价的东西，中国没有调控能力。推动物价水平上升的另一个成本来源于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显然，即便有能力干预，政府也不应该干预，因为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三、通胀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开始

　　多年来，政府一直在引导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尚未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式增长的基本模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结构，促使企业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中国产品在海外销售的品牌、渠道、定价能力和利润率，从根本上还是要通过实实在在的成本收益压力来推进。

　　过去几年，为了稳定下游的产品价格，我们对要素价格(比如成品油价、电价、煤价)的管制，不仅补贴了中国，而且补贴了全球。事实上这次成品油涨价和电价调整对PPI和CPI的影响不会有想象的那么严重。由于下游消费品处于供给过剩、过度竞争的格局，所以涨价能力不强。但是一部分过剩的生产能力有可能被压下来，另外一部分也必须通过生产效率提高来消化成本的上涨。这恰恰是通过市场手段推动经济转型的必要过程。

　　中国的生产要素价格逐渐放开，走向市场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只要把握好放开的节奏和幅度，通胀就会稳定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而可承受的通胀水平恰恰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真正开始的必要条件。

　　四、对于输入型和成本推动型通胀，谨慎使用货币政策

　　由于当前中国过剩的流动性没有去追逐过多的商品而是越来越多地趴在银行，所以货币政策对于抑制通胀作用不大。我国实施了一年多从紧货币政策，但是信贷总额依然高速增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速度更是超过了20%。也就是说，货币政策仅仅调节了货币在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之间的配置比例，没有起到抑制总需求的作用，却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微观资金成本，并且吸引了更多的热钱流入中国。

　　从当前的全球形势看，通胀本身可能成为一个长期的现象。

　　事实上，真正在过去几年稳定全球物价水平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中国、墨西哥、土耳其等国家。但是，在中国用自己的资源“补贴”全球的战略不能持续的时候，美国却为了应付次按危机而连续大幅降息，任由美元贬值。目前全球经济都进入通胀阶段，连欧洲等低增长国家的CPI上涨都超过4%，中国此时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干预全球的价格。在全球通胀背景下，对于中国10%左右的GDP增速而言，6%-7%左右的通胀水平，短期内不可能降下来。

　　值得警惕的是，虽然GDP可以依然保持高增长，但是这种增加值的增长与企业利润的增长可能出现背离。

　　经过30年的财富积累以后，中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越来越高，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趋势越来越快；投资高增速依然可以保持在25%左右，尤其是灾后重建，可能还会进一步推动西部开发战略的加速进行，推动教育基础设施的加速改造、城乡基础设施的改造；出口尽管有所回落但仍然有巨大的顺差。所以中国的GDP增长是无忧的，最差也不会跌破9.5%。

　　但是增加值的持续增长未必能掩盖企业由于成本上升而造成的利润下滑——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继续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有可能出现上世纪90年代末期所谓“微观不好，宏观好”的局面。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