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仍是改革核心

　　经过20多年，改革又回到了出发的时候面对的问题。也许应该再来一次莫干山会议，展开一次关于价格问题的大讨论。

　　撰稿·汪　伟(记者)

　　进入2008年，张军一直在写书。作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写作的主题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书中包括了许多“经济学家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里，最有趣的是“莫干山会议”和“巴山轮会议”。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让包括现任北大副校长张维迎在内一批年轻人崭露头角，20年后，他们几乎都成了中国经济学界的中坚。那一次他们讨论的主题就是价格改革。

　　张军想给过去30年历史一个经济学的解释。很大一部分就是对价格的解释。张军没有忘记，1980年代的价格改革付出了高昂的学费。1988年8月1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该《方案》提出，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

　　消息一出，商店里的货物被抢购一空。银行了发生挤兑。80年代结束的时候，价格改革引发的通货膨胀最终演变成一场社会和政治危机。

　　回顾往昔，他从来没有忘记这个故事。

　　价格是80年代的中心

　　《新民周刊》：80年代的改革似乎可以描述成一场以价格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改革。

　　张军：价格问题已经有15年没有很好地讨论。80年代的改革是以价格为中心的，90年代中期以后，从政策制定的角度看，价格改革问题似乎不再重要了。

　　刚开始改革的时候，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最难的就是价格改革。计划控制下的价格，能源、矿产和农产品的价格都压得很低，这等于是让这些部门来补贴重工业。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特征，就是用这些手段转移大量剩余到重工业部门。要改革计划经济，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之间的价格理顺。

　　19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为拉美、东欧和苏联进行经济改革提供建议的时候，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价格自由化，而且越快越好，一次到位，不要拖得很久。这是“华盛顿共识”的重要内容。但中国的价格怎么改革，国内有严重的分歧。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主张一步到位的人几乎没有。这就是中国文化，没有人认为应该一步到位，没有人敢冒这个风险，而且，政府显然也没有这个打算。最后形成的方案叫做 “调放结合”。一部分商品价格逐步调整，另外一些关系不大的商品，计划控制不那么严重的物资，价格基本上就放开。这个方案最后通过张劲夫向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汇报，最后坚定了中央政府对价格体制改革模式的选择，即渐进的、多步走、“调放结合”的方案。到了1985年到1986年，价格改革的效应开始显现出来了。能源、资源的价格基本上没有动，一般商品的价格很快就开放了。

　　《新民周刊》：双轨制是会上提出来的吗？

　　张军：所谓的双轨制，也就是计划内还是原来的比较低的计划价格，但是鼓励生产企业多生产，超出配额的部分，可以卖比较高的价格。价格双轨制最早反而是在石油和煤炭行业里形成的。1981年，允许油田超过计划部分的原油可以按照国际市场的价格出口。这个政策很快使得出口原油的同一油田出现了两种价格。1983年，国家用允许出口原油“以出顶进”，在国内加工生产成品油，按国际市场价格在国内销售。这就又出现了成品油的双重价格。

　　煤炭和原油这两个部门的做法启发了学者和政府，之后开始在其他部门推行。到了1986年，双轨制的弊端显现出来了。由于两种价格差别很大，有人就把通过计划价格买来的商品以市场价卖出，倒买倒卖，赚取差价。那些计划官员掌握了审批权，套利者为此就向他们行贿。执行双轨制作为价格改革的方案，时间其实不长。由于腐败猖獗，很多人都说，再实施下去就要葬送改革。中央政府注意到这个问题，开始加紧研究并轨。

　　《新民周刊》：价格改革最主要的风险在哪里？

　　张军：通货膨胀。1988年，中央政府提出要“价格闯关”，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邓小平那时候有一些名言，比如说，“理顺物价，改革才能加快步伐”，“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长痛不如短痛”等等。价格改革的确是有风险的。在一个商品短缺的时代，放开价格引起了席卷全国的挤兑和抢购风潮，影响持续到1989年，一切改革都停了下来。（文章来源：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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