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莞派发红包的另类解读

　　甲方乙方

　　广东省东莞市将向12.2万低收入户籍人员发千元红包，为此，该市财政将拿出逾1.2亿元资金。根据红包发放方案，此次被列入临时生活补贴发放范围的七类人群是:低保对象、五保户、非低保对象的优抚对象、非低保对象的一至四级残疾人、弃婴、已治愈的麻风病人和低保边缘户(即家庭人均收入为401～600元的人员)。(6月25日《南方日报》)

　　制度诉求才是民生财政的根本

　　张永琪 (媒体从业者)

　　此次东莞向12.2万低收入者抛出“千元红包”，对此，笔者以为，一方面，这种政府发红包的做法，很难在更大范围内被复制；另一方面，对民生财政的根本诉求，也不能简单止于这种发放红包的做法，而应该诉诸于更为理性的制度诉求。

　　无疑，像东莞这样给低收入者直接发放红包，可以体现民生责任担当。以公共财政直接补贴民生所需，政府展现了人本关怀意识，又符合公共财政的应有之义，能够博得掌声并不意外。问题是，这种发放红包的做法，显然又不能全部代表公众对民生财政的制度诉求。道理很简单，比如，东莞此次发放红包的对象仅限于当地户籍人员，然而，在这个打工大市，GDP数字不断增长很大程度依赖于外来农民工的推力。更何况，受囿于政府财政收入的不确定性与差异性，这种临时分红的做法，也往往缺乏可持续性。

　　这一切都表明，像东莞这样发放“千元红包”的做法，既很难简单地被复制，更谈不上扩大。也就是说，这种“千元红包”虽然体现了民生财政的特质，但却又无法承载起公众对民生财政的根本期待。这实际意味着，当前，公共财政要向民生财政进行重大转身，临时性的补贴显然是靠不住的，关键还得诉诸于制度性途径。要想真正实现公众对民生财政的公平与合理使用诉求，就必须不断地推动民主与法治进程。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才能够寄望于通过诸如建立工资与CPI联动、物价和GDP挂钩、合理减税等等机制，使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体都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合理补给与救济，使社会财富的增长最大程度地惠及民生。

　　对东莞派发红包的另类解读

　　单士兵(媒体资深评论员)

　　东莞向市民派发红包，值得鼓励。但在赞赏的同时，也有人认为派发红包只是惠民方式之一，应该通过减税等方式实现，同时，也有人指出东莞派发红包只限于具有当地户籍的低收入者，而在东莞生活的非当地户籍的低收入者无资格得到红包。但笔者有不同意见。

　　首先，东莞向12.2万低收入户籍人员派发红包，动用的是公共财力，那么公共财力能否承受得了？回答是肯定的。这些年，东莞市的经济发展很快，财力已很充盈，这次派发的“红包”，毕竟只占财政收入的小部分。再说，公共财政本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通过派发红包的方式返还一部分给市民，体现了公共财政的使用要义。其次，东莞向12.2万低收入户籍人员派发红包，突出重点。东莞目前有户籍人口170多万，而常住人口则有800多万。如果平均，每人可能100元的红包都派发不了。如果将派发重点放在低保对象、五保户、低保边缘户等七类人群身上，每人就能够派发1000元，这还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的。再次，东莞向12万低收入户籍人员派发红包，在程序上也合法。此前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在一次座谈会上表示，东莞可以学习香港特区、澳门特区的做法，“向市民发点钱。”(5月1日《南方日报》)这次，他在6月24日召开的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正式公布了这一消息，说明此举已经经过了集体研究。

　　东莞市向12.2万低收入户籍人员发放红包，其实际效果如何，目前下结论还为时过早。我们不妨耐心一点，等待一阵子，待其实际效果出来了再作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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