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重建当重视贷款使用效率

　　张巍柏

　　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中央政府和有关机构对此迅速作出反应，除了各界捐款之外，政府方面就宣布了超过700亿元的财政资金支援，以及来自央行70亿元的再贷款额度。银监会也于5月23日下发《关于做好四川汶川地震造成的银行业呆账贷款核销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尽可能努力减轻受灾地区人民群众的债务负担。应该说，各类财政资金和金融资源投入加总起来，将是一个超过千亿元的庞大数字。不过这些资源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大地震对于基层金融体系几乎是毁灭性的，使得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功能，几乎完全丧失。如果不加紧建设灾区的基层金融体系，未来庞大救灾资源的使用效率，可能就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早在台湾地区发生“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台湾有关对农村金融的救助问题，就广受社会各界诟病。

　　台湾地区的“九二一”大地震发生后，至少超过10万名灾民无家可归，倒毁的房屋都是灾民毕生的积蓄。为了安定民心，台湾当局旋即在9月25日由台主要银行提拨1000亿的专案贷款，地区领导人也在同一天宣布，受灾户房贷可延缴5年。

　　但是，这样的“德政”却因为仓促推出，没有全面设想执行细节及配套措施，而使得银行怨声载道，灾民疲于奔命。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台湾的“农渔会”都深觉委屈，认为自己是“第二个灾区”。“农渔会”预计债权损失84亿，据统计，中部农渔会的坏账率将超过20%。而这些农渔会根本已经没有能力承受这些损失，必须由政府出面解决。毫无疑问，农渔会成为台湾此次大地震中损伤最严重的金融机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农渔会的业务集中在少数乡镇，而在这些偏远的地区，没有其他银行愿意去设分支机构，也只有基层金融可以提供服务。当时的统计表明，发生地震时有超过8500多受灾户在农渔会有未缴清的贷款，而这8500户农民基本都是被其他银行拒之门外的。

　　为解决这些问题，台湾有关部门在10月12日，第一次讨论将农渔会信用部合并成为农业银行的可能性，却未获得农渔会经营者的共识，并被市场批评为“政府该急的不急，不急的却急!”因为当时最紧急的问题是那8000多户借不到钱的灾民。结果到10月14日，才敲定筛选61家基层金融列入专案贷款的承办机构。不过问题是，台湾当局却承诺农户若是先前在农渔会有未还清的贷款余额，农渔会将是他债权的“第一顺位”。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如果再到别的银行贷款，这家银行将新款项贷给农户，却会变成债权的“第二顺位”，多家民营银行的总经理因此表示，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一定不会借钱给受灾户。最终的结果是：弱势灾民求贷无门。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台湾当局建议的让银行来承受受灾户债权风险的建议，虽然给受灾户画了个大饼，但结果却是建议曝光后的两天内，台湾因地震全倒、半倒的房屋数字暴增一倍，达到将近8万户。但是，资源没有给到最需要的人。对此，银行的立场则是希望债权、债务由银行和受灾户个别解决，因为每一个个案都有不同的情况。然而台湾当局一纸公文规定展期“5年”，但5年后受灾户跑去哪里都不知道，一些患“皮肤病”受灾户还会趁机向银行转嫁损失。

　　台湾地区的这些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银行已经市场化的情况下，他们必须对存款户和股东负责，因此也不得不现实考虑盈利问题，但当银行因此考虑到受灾户的还款能力时，虽然确保了债权，但弱势的受灾户就可能成为被遗忘的一群。而他们，却是灾区中最需要贷款的人群。政府在此时如果只记得当派发礼物的“圣诞老人”，那么灾后重建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问题，可能就会成为大问题。

　　我们认为，在金融体系的灾后重建过程之中，基层金融的贷款功能应该成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此次汶川大地震的倒、损房屋从400多万间飙升到1500万间，再到后来出现的2000多万间数字，显然在提示我们受灾地区实际情况的复杂性。此时，只有迅速重建拥有金融资源配置能力的基层金融体系，才能保证灾后重建的贷款使用效率，同时又将银行的坏账风险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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