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在当基金会的“眼线”

　　翟宇

　　所有主导重建的相关部门、社团及自组的重建团体，依照规定应定期举行会议，讨论重建计划的进展情况。“如果哪次会议没有定期举行，很快就会有人偷偷地告诉我，”谢志诚表示，“所以，说白了，所有人都在当基金会的‘眼线’。”

　　为发生于1999年的台湾“9·21”地震灾后重建而成立的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下称“九二一基金会”），在历经将近9年的灾区住房重建之后，将于今年6月宣布解散。重建基金会的执行长、台湾大学教授谢志诚将于下周飞往北京、上海及成都等地，就四川汶川大地震的灾后重建等相关问题与相关部门团体进行交流。

　　据了解，九二一基金会是在台湾有关部门为统合运用民间捐款，邀请社会人士与相关单位组成的组织，并于2000年6月进行改组，极力摆脱“公设财团法人”的印象，但因九二一基金会的组织章程由有关部门拟定，章程的大幅度变动亦须经有关部门默许，而且董事、监事皆由有关部门聘任，因此常被认为“半官方”机构。

　　但谢志诚表示，从重建计划的内容及推动方式看，九二一基金会应该是“一个没有官方包袱的‘半官方’单位”。实际上，在“9·21”地震后的住宅重建过程中，九二一基金会所承担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重建工作，并不是全部。

　　10人团队重建10个方案

　　据了解，在过去9年中，九二一基金会投入住宅重建的计划有10项，使用经费超过93亿新台币，占台湾整个重建计划使用经费的64.89%。在上述20项计划中，其中3项重建计划的资金是采用循环机制办理的，因此，实际的资金运用量较上述数据更高。

　　谢志诚告诉记者，在历经9年、参与设计并跟进10个重建方案的过程中，九二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超过10人。其中，他本人在台湾大学上课并领取薪水，在九二一基金会中，他仅领取车马费。其余八九人则靠基金会的薪水生活。

　　这种人员的精简程度，最大限度地缩减了基金会的日常支出。谢志诚对此亦颇为得意，“我们把基金会的管理工作完全设计在每一个重建方案之中，并将整个流程表格化。”同时，九二一基金会将请款、计划、审查以及控管等等专业化的工作，则以“专业在外”的形式，由专业系统发挥作用。

　　据了解，对每个住宅重建更新计划的审查，原来应该先交由相关部门审查，但是，考虑到有关部门的效率问题，九二一基金会将各相关部门、社区、自组的重建团体等提交的重建计划委托专业机构来审阅，并将计划内容转成表格，再交由九二一基金会过目。

　　由于九二一基金会在其中扮演的是重建项目贷款者的角色，因此在“借款人”看过计划之后，再将重建计划交由有关部门审查，一般几分钟之内就可以结束。“借钱人都看过了，有关部门没有理由再拖延。”谢志诚表示。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虽然九二一基金会是住宅重建的资金提供者，但是，除了对资金的使用进行审查外，资金的管理工作也完全委托银行进行。这与目前盛行的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的概念已十分接近。而且有关部门亦承担了部分专业外包的费用，使九二一基金会的资金最大限度地用于住宅重建计划。

　　所有人都是“眼线”

　　在对资金的控管方面，九二一基金会更多地发挥了所有参与重建的居民的“主动性”。谢志诚告诉记者，在他就任九二一基金会执行长一职后，就将个人的手机号码通过电视台等渠道对公众公布。

　　所有主导重建的相关部门、社团及自组的重建团体，依照规定应定期举行会议，讨论重建计划的进展情况。“如果哪次会议没有定期举行，很快就会有人偷偷地告诉我，”谢志诚表示，“所以，说白了，所有人都在当基金会的‘眼线’。”

　　实际上，谢志诚也会利用民众的心理，“那是在盖自己的家，如果你都有异心的话，会遭天谴。”但是，将许多中间环节外包给专业机构，并且同时管理并运作着多个重建项目，九二一基金会承担资金提供者职能的同时，又以中介的身份协调各专业机构与住宅重建团体之间可能发生的问题，同时还要应实际情况的需要，新增或调整既有的重建方案，以使住宅重建能够覆盖更广泛的受灾人群，实在不是仅凭“专业在外”及靠民众自觉所能达到。

　　据记者了解，谢志诚本身在台湾地区就有一定的公信力，早年就参与环保运动，在任九二一基金会执行长之前，就已经担任“9·21”地震后由民间团体共同成立的“民间灾后重建联盟”副执行长，在任期间对九二一基金会经费使用的积极度不足等问题提出了批评。谢志诚自己承认，他在台湾各界都有较广的人脉，使九二一基金会在整个运作过程中与各相关部门及机构的协调相对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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