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航事件引发罢工权之争

　　南方周末记者 赵蕾　

　  劳动关系学者认为，如果有对罢工的相关立法，类似“集体返航”的方式或可避免。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争议行为，都没有特别的政治目的，而是一种劳动者维护劳动权益的经济行为。

　　宪法曾有罢工权

　　东航事件中，敏感的“罢工”一词也被反复提及。“东航飞行员的行为已经是罢工，完全没有完成工作职责，这种罢工比不登机不起飞更加激烈。”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乔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中国政法大学航空与空间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起淮介绍，我国宪法未将罢工权作为公民基本权利予以明文规定，相关劳动立法、工会法更未对罢工权的行使条件、方式、程序、相关主体的责任等作出具体规定，致使大家对公民的罢工权利认识模糊。根据法不禁止皆权利的基本精神，公民应该享有罢工权利。

　　东航某飞行员这样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返航是对自己境遇的不满，类似于“静坐绝食”。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关系学院教授常凯同样认为，飞行员选择返航，这种行为不是简单的不工作或者消极怠工，而是更为特殊的利益诉求表达方式。

　　如果集体返航确因劳资矛盾引起，这将是一次载入史册的“野猫罢工”。在罢工理论中，没有工会组织、由劳动者自己发动的罢工，就是“野猫罢工”。

　　山穷水尽时的最后底牌，正是罢工权的制度意义：作为集体争议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权利，罢工是劳动者最后的和最高的斗争手段。

　　常凯认为，如果立法存在对罢工的相关规范，类似“返航”的方式或可避免。1949年以来，中国高层和中国法律对罢工的态度经历了几次变化。

　　中共中央1957年发出《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对罢工表达了以下看法：不提倡，且力求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但领导者官僚主义极端严重，群众几乎没有任何民主权利时，群众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非常方式就不可避免，甚至是必要的。

　　发生这类事件时，当时的方针是：“允许群众这样做，而不是禁止群众这样做。因为第一，群众这样做并不违反宪法，没有理由加以禁止；第二，用禁止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

　　在马列经典中，罢工也是被认可的权利。当时高层对罢工的宽容暗合了工业化市场经济下雇员的罢工权。“不提倡也不禁止”的态度延续到1970年代。1975、1978年宪法载入罢工自由的规定，和言论、通信、出版、游行、示威等自由并列。对中国宪法有深入研究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认为，1975年宪法首载罢工自由，是文革无政府主义的延续。罢工自由在有关决策者眼中，是社会文化改造的工具，带有毛式思想解放运动的特点。

　　对于罢工自由入宪，一直有不同声音。有人认为，这是极左思想的产物，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利益。罢工后停止生产，是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人民利益的一种破坏。

　　这种观点在1982年宪法中得到部分认可。当年2月，宪法修改委员会对此的解释是：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通常情况下劳动者不需要采取罢工的手段，所以不把罢工列为公民的基本自由权利之一。罢工自由由此在中国宪法中被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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