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政策预期不明朗的原因是什么

　　本报评论员 徐立凡

　　股市在飘摇。周三，美股引领全球大涨而A股大跌；周四，突破4000点心理大关。事实不断告诉我们，中国股市低迷的原因在内部。内部是什么状况？普遍的解读是，对宏观调控的力度不摸底。这当然是对的。但问题是：市场对于宏观调控早已不陌生，宏调也从来不是一个短期的、阶段性的政策措施。股市的困境显然不全是宏调这一背景推动的结果。从两会到坊间，所有关于股市的各种建议、辩论，关于目前是熊市还是牛市的判断论定，指向了股市的现实问题层面。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市场对于具体政策的期待格外热切。热切是为了寻求答案：现有的问题能不能解决、怎么解决，今后的发展将依循什么样的节奏和路径。

　　市场有没有权利寻求这样的答案？当然有。在市场思维陷入矛盾混乱之时，依靠市场本身无法厘清思维。市场的理性是一种趋利避害式的自然理性，它无法自行选择方向，它必须由政策指引。特别是，中国股市并不是自生自长出来的市场，不是中国经济发展自动生成的产物，它从出生伊始，就带有制度设计的鲜明烙印，政策培育了其肌体，培育了其风貌，培育了其习性。它习惯于政策土壤的环境，无法离开。

　　市场自行裁决的不一定是好市场，政策气息浓重的市场不一定是坏市场。关键看，是不是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都有考量的政策，是不是及时和有效率的政策。在中国股市风雨交加4个月之久，肌体严重受损之时，呼唤政策，冀望于政策是一种再朴素不过的理智，不仅不可耻，而且很现实。

　　当下市场的政策面状况是，态度很明朗，政策不明朗。在影响市场的那些已经落地、将要落地、还没落地的靴子中，许多立足宏观、立足长远的态度十分清晰，但是有针对性的具体的政策对应少而又少。股市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市场知道；创业板、股指期货、融资融券是建立多层次市场结构、对冲风险、增加市场活力的需要，市场知道；大非解禁是让股市真正成为市场的必经路径，市场知道；面目不清的融资再融资、谣言在道德上、在司法上面临拷问，市场知道；外部环境对中国股市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市场知道而且在艰难消化中。大方向都知道，却一直波动不已。我们的股市具有其他市场少见的宏观理性，却总是表现为其他市场同样少见的微观的非理性，表现出少有的困惑，这真是咄咄怪事。

　　原因是什么？在于从宏观理性出发的三个政策出发点与市场实际操作不相容。其一，是保持奥运后市场的稳定的战略考虑，这是当前管理层政策的重中之重。从这个战略出发，政策预期不明朗就成为自然选择。因为政策越早明朗，市场会越早积极响应，而等到奥运后时期，这种积极可能会反转为市场压力。这是管理层所担心的。其二，为了避免政策使用方式行政化，管理层通过加快基金审批、放宽QFII就是这种方式来表明介入态度。尽管这种滞后性使其救市效果在当下大打折扣，但却可能正好在奥运后显示正面作用。其三，股市的泡沫仍未挤干净，是目前流行的结论。其对比者是外围成熟股市。因为担心泡沫的负面作用，因此政策面踌躇不决。

　　有必要对于这种政策出发点进行探讨。首先，股市说到底是实体经济的证券化，中国经济不会在奥运之后陷入停顿，是一个基本共识。对于3万亿美元的中国经济规模来说，奥运投入的比重很小。实际上，由奥运投资引发的经济景气程度不会有想象中那么巨大，奥运的价值更多地会体现到其他方面。宏观经济基本上将按照其原有构成、节奏前行，对应到股市上，也理应按照其原有构成、节奏前行。因此，以当前过大的市场代价确保奥运后市场的平稳，绝非最佳选择。其次，加快基金审批、放宽QFII等不能应对当下市场的对策即使在今后产生正面作用，也必须付出额外成本。这个成本就是与时间赛跑。在资金供应本就无法满足市场需求的前提下，如果在市场信心丧失殆尽后才起作用，其作用将微乎其微。政策过于机巧，也非最佳选择。再次，股市泡沫要挤到什么程度才叫干干净净，也是大可疑问的。股市需要适度泡沫才具有活力，中国股市的问题是怎么界定适度。以外围股市为标准显然并不能真实反映中国经济的发展状态。成熟股市的成熟性，并不体现于市盈率低，而体现在规制的完备。中国股市需要与国际接轨的不是市盈率，而是法治环境。

　　治理当前的混乱市场思维，当务之急是梳理清政策思维。该出手时就得出手，否则，再出手时花的力气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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