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改革呼吁有限度的中央集权

　　在讨论大部制得失的声音中，地方政府如何行动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昨晨，从全国两会广东代表团传出消息，一份要求国家批准广东为“区域协调发展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建议获得60位全国人大代表的联名附议。在这些联名代表中，既有省级官员，也有厅长市长等部门和地方官员。与此形成呼应的是，广东省人大主任欧广源前日认为，中央负责宏观调控没错，但“地方上一些具体微观的事务，也需进京审批”，呼吁应当加大权力下放的力度，也印证了备受舆论抨击的“跑步(部)前(钱)进”的驻京办问题。

　　类似的诉求不独广东一地在表达。围绕大部制改革的是非成败，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问题被强烈关注，各省代表委员都在阐发其中的郁闷情结，要求调整游戏规则的呼声到处弥漫。正值大力推进思想解放的广东代表团敢为天下先，率先探路“区域协调”，希望以此获致中央承诺，从而扩大地区经济自决的权力，为陷入政策瓶颈中的改革谋取二次动力。作为该事项的联系与背景，国务院中最强大的集权机构———国家发改委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质疑，包括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内，直言改革甚至取消它的高级官员大有人在。

　　当然，大部制只是一个聚拢话题的理由，地方政府对无限度的集权早有怨言。几十年间，越来越庞杂、越来越自觉的权力上收已造成一系列后果，侵蚀到亟需适度自治的地方决策与发展。一个明显的例证是，犹如广东这样的改革先行区域，早期积累的改革动力正在逐渐被改革的成果取代。若想继续保持改革的速度和绩效，使其在较高的层面上稳定运行，现行的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力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是改革的欲望蓬勃发展，一方面是捉襟见肘的地方自决。尽管改革的氛围浓郁，可其供应的改革目的超出了地方势力范围，必然要等待中央权力的裁断。

　　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权重显出不适来。比如国家发改委这样的中央集权单位，经过短暂的历史演变，它对授予地方自治的兴趣愈发淡薄，对下放中央权力坚持保守立场，已成为迟滞地方自治与整体改革的典型。大部制面貌于日前揭开神秘面纱后，议论纷纭。地方官员的分组审议中，持有批评意见者居多。似乎又回到了那些挥之不去的观感上，比如为了具体而微的项目耗尽时间和心力，最终仍旧被拖延。衡量大部制优劣的标准众多，仅就它回应地方自决的程度看，恐怕无法满足地方政府。无一例外，它们对中央集权既期待又失望。

　　广东提出“区域协调改革”的计划，反映了地方对改革进程的敏感认知，也透露出对阻碍力量的担忧。可以肯定的是，某些利益的调整必须借助中央权力才可行。改革的重心正在发生大幅度的变迁，社会民众对此抱有浓烈的向往，但改革需要突破的不只是人心，否则问题会简单许多。地方政府要与改革的节奏合拍，中央政府必须在权力的配置上顾及地方需求。区域治理的自主性实为改革的可能性，越自主越有可能，而社会、民众与政府的合作也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应当承认，中央集权对权力的流失同样是敏感的。这种敏感程度不会比地方自治的焦虑感更弱。尤其在经济管理权上，项目审批制成为制衡地方的固定手段。广东代表团痛批的“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审批化”也就成了顽疾，虽历经六轮政府机构改革，但这一集权手段没在实质上受到削弱。细化了的中央集团经常是有害的，小到一个电厂建设广东都无权决定。这种状况着实令人不快。所谓改革有深水区，问题是经济改革常常在浅滩上搁浅，这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无限度、不清晰的中央集权。

　　改革开放30年，很少再有人喜欢缺乏自我节制的中央集权。可是从大部制提供的框架看，它或许还会长期存在。由此，区域性的改革被寄托了更多的期望，因为它带有破局的示范效应。广东人自领“区域协调”的使命，目前很难说能否得到许可。但至少说明，广东的地方改革制造了一种观点：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权力需要重新梳理，以对迫切的改革冲动做出有效反应。同理，仍未有边界的中央权力需在改革的旗帜下思考，确立恰当的范围。只有这样的理想成真，地方政府才能避免成为权力高度集中的代价，并最终赢得推进改革且足以改进其结果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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