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与藏富于民

　　文本刊记者江南

　　记者在《理财周刊》工作了8年，越来越感觉到，理财是一门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很多重大的方针政策，其实只不过是落实了一种理财思路。比如关于全民分红的议题，从经济层面上讲就 是一句话：政府和老百姓，谁更擅长理财？

　　从现实层面看，在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历程中，老百姓口袋里直接分到的比例远低于各级财政分到的，这是不容置疑的共识。在此情形下，有两种模式可以改进这种趋势，一是重新分配，无论是用减税还是直接发钱的办法，都属于这种；另一种就是改变政府的理财方式，比如让财政更多地投入教育、医疗、扶贫等事业，间接地改善民生。

　　比较这两种模式，不难发现，核心思路就是：钱究竟是归老百姓自己花好，还是政府替他们花好？

　　从历史上讲，钱一向是政府替老百姓花的，比如我父亲那辈人，在国有企业工作，工资收入非常微薄，但是生老病死全包。现在，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层面，这种分配模式都被证明是无效率的。

　　后来，医改、教改了，似乎用了市场化的方式在演进，但其实还是行政主导的，最突出的矛盾是公共医疗和教育投入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道理很简单，政府也是理性人，收进来的钱就天然地不愿意花出去，尤其不愿意花在这些不赚钱的事情上。

　　更重要的是，人们渐渐发现，政府花钱的效率和公平都不见得比老百姓高明。因为行政主导分配，就必然产生寻租，寻租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跑部前进；二是钱换权力的行贿索贿。无论哪种模式，都很难清除，也严重影响效率的公平。

　　2007年9月，时任中国央行顾问、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的樊纲曾发表过一个精辟见解：国内消费能力上不去，居民不愿意消费的原因不在于政策，而在于目前的社会体制……高储蓄率并非来自居民个人，而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企业，特别是资源垄断型企业和国有大型企业，应该通过征税、分红等形式让全社会都分享到他们的高额盈利。

　　我们总是说要拉动消费，但是按照樊纲等人的测算，中国内地居民的消费意愿并不低，为什么感觉很低，是因为对GDP的贡献度相对低；但这种低的源头不是大家不花钱，是因为没钱，因为GDP增长的大部分好处被财政和垄断企业吃掉了，再指望老百姓有太多贡献实在已经是不现实了。

　　一方面，政府有钱，但花得不科学，另一方面，百姓缺钱，还被要求多花钱；这对矛盾如何解决？我看，刑普委员的提案有值得一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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