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改革不妨先行一步

　　本报特派评论员 周虎城

　　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在农村废除了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制度，逐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此，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场农村制度改革还再次实践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理论”，城市经济制度改革随后起步，市场经济终于拨开云雾见青天。改革开放以来，从农业开始，以往的产业壁垒一个接一个地被打破，制造业、服务业、工商业乃至通讯业，都逐步实现了竞争，有的虽然竞争还不完全，但竞争的态势却是一天比一天明显。然而，金融领域的垄断格局在主要层面上还依然故我，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金融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中的最后一个堡垒。这当然与金融本身所具备的敏感性有关。但以今日形势观之，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推进，金融领域再不改革，可能就会影响市场充分发育，拖累市场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时期的改革以金融为一个突破口，完成前一轮改革所未能完成的改革任务，时机业已成熟。而金融改革的突破口，则可能又是农村。

　　在本次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李秉记对农村金融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农村县域金融与县域经济的发展不够协调，支撑力度不够大，这导致了县域经济薄弱。其实，非但支撑力度不大，在以往，金融体系对于农村发展起到的可能更多的是“负激励”。这主要表现在几大商业银行在农村的金融业务“多存少贷”，银行所吸纳的农村资金没有返还到农村，而是通过银行系统流往了大中城市。换言之，国有商业银行通过设在农村的分支机构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存款，却很少甚至不给农民发放贷款，这就造成了农村原有资金存量大为减少，农村资金的循环系统被破坏，农村发展所需要的资金短缺现象加重，也就是所谓的“虹吸”现象。要想促进农村发展，农村金融体系就必须彻底摒除“虹吸”现象，加大资金向农村的正向流入，而不是反向流出。

　　农村是需要资金的，尤其是在农村经济较为活跃的地方，农民、个体劳动者等等对资金都具有相当的需求，这种需求的单个数目也许并不大，但对于农村经济个体的发展来说，有时却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年来，放眼国内，但凡农村经济活跃的地方，民间借贷就活跃，充分说明了农村金融市场大有可为，农民需要金融支持。但是，这种民间金融形态在国家金融管理体系尚未得到基本承认，一些地方发达的民间金融多多少少存在着随时被清理的危机。一方面是农村市场的需要，一方面是国家金融体系在农村的缺位，该如何解决，恐怕非经改革无法达致。而改革怎么改，是再度以垄断形式介入，还是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中小银行，乃至使民间金融体系合法化?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广东是市场经济的先行地区，伴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以及珠三角的产业转移，可以想见广东农村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但发展机遇期毕竟还只是机遇期，有可能抓住也有可能错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这个发展机遇期所面临的金融缺口无法有效填平的话，农村经济可能很难取得什么太大的突破性进展。不过，农村进行金融改革相对于城市金融改革又具有优势:金融体系的不发达使得改革成本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尤其是进一步降低农村金融准入门槛，促使农村社会金融竞争性体系发达，对于农村未来的发展而言，将是重大利好。

　　事实上，在农村举办竞争性金融事业，不仅仅是输血式的扶贫，还可实现“造血”。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格莱珉银行的创办者尤努斯先生之所以取得成功，除了为穷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额贷款，有力地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外，还在于他成功地使得他的金融机构自负盈亏，把扶贫与发展有机统一，保证了银行自身的可持续性。当然，不仅仅是尤努斯先生，国内江浙一带民间金融的发达都充分证明，农村发展需要打破垄断性金融，金融也可以在农村实现新的市场、新的繁荣。何况，改革成本较低的农村，或许会再次为城市金融改革提供经验和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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