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挖掘和定位扩大对外开放内涵

　　一直以来，中国的贸易政策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扩大对外开放”,毫无疑问，“扩大开放”是促使中国经济几十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是中国不断融入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的思想基点。

　　但是，对“扩大开放”的理解很容易狭窄化，“外部力量是主体，本国市场是客体”。也就是说，中国一直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资本引入地，而不是主动出击的策源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所作报告第五章第(八)节采用了这样的提法：“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将“扩大对外开放”作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提法消失。而去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继续采用了“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提法。 “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提法也正在逐渐成为主流。

　　实际上，我们认为“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正是对“扩大对外开放”含义的一次更深入的挖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贸易政策头号重心从追求总量平衡转向调整优化结构；加强防范外部不利冲击；强调对内开放的重要性；增强中国对国际市场价格和国际经贸规则的影响力。从长远来看，最后一点尤其重要。所谓“大国”，就意味着不是价格和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而是价格和规则的决定者；中国的经济总量称得上“大国”，但在国际控制力上，中国还不算货真价实的“大国”。

　　“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同“扩大对外开放”的差别在于：后者说法隐含地将自己放在被动地位，由外商来利用中国的销售和投资市场；前者表明的是该经济体系对外开放度如何。而目前的形势是过度依赖出口、外资超国民待遇和外资垄断对我国国民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负面后果正日趋严重，针对这些问题，最高决策层强调新发展观，强调内资主导和自主创新，这种转变符合民意，因此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指导思想应当符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指向。

　　另外，“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正是破除那种所谓的“消极式开放”。所谓“消极式开放”往往是将“对外开放”变成一种自我施加的义务和承诺。一旦有外界对这种开放质疑(例如此前外资在中国银行股权领域介入引发的争议)，往往被借此为幌子，给这种质疑扣上“反对对外开放”的帽子，而不是做合理的判断和裁量。

　　而且，中国在开放经济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如出口贸易中克服贸易伙伴的保护主义倾向、获取海外资源供给受到国外政治势力的压制、对外出口和发展对外投资遭遇各种“潜规则”(例如中国的食品有毒事件)等等棘手问题都是狭义的“对外开放”概念所无法涵盖的。如果说过去中国建设开放经济的重心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那么现在中国越来越需要向中国的贸易伙伴有理、有利、有节地提出进一步市场开放的要求。

　　历史地看，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不多，当时，海外的市场开放度已经足以让中国规模尚小的对外贸易腾挪。彼时仅仅强调“扩大对外开放”已经足以增加中国从国际经济体系中之所得。但时至今年，中国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量将会超2.4万亿美元；中国有数以千亿美元计的主权财富基金，国企资本以及民营资本需要外投。中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包括原料和能源供给、销售市场、投资市场)已相当可观。但贸易伙伴对中国商品、资本、劳务的开放度早已屡屡触及天花板，中国沦为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已逾十年，此时继续片面强调“扩大对外开放”，无异于仅仅给自己施加约束，却不要求贸易伙伴承担任何向中国开放采购、销售、投资和劳务市场的义务，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